第四章 少帅时代6、与马君武的一桩公案（2）
当时，张学良一厢情愿地认为，忍耐和避让，可以使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的同情和干预。事变后，张学良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两次会议的主要意见都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这更加深了张学良迷信中央决策、依赖国联干预的思想。
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断送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政策究竟出自谁手？多年来，史学界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打电报给张学良，内云“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说“九•一八”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对此，张学良在其与唐德刚教授的口述访谈中，郑重地予以澄清。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政府方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那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去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
“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情闹闹。
待到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中央政府了，是不是这样？待日本人要打锦州，就请示政府了，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善自处理，那时都是这种话。”
“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
“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当时的东北，基本上是自成体系，蒋介石调不出一兵一卒，也派不进一兵一卒，东北的财政也与南京毫无关系，所以，所谓的中央确实还只是名义上的摆设。把责任推给中央，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更是奉系军阀的根基所在。保卫家乡是情感的要求，保卫根据地是理智的要求。家乡被践踏，情感上过不去；失去根基，军阀就会成为寄人篱下的打手工具，比没有军队、没有财富、没有金钱，更加要命。张学良其人，既血气方刚，又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厉害，那他为什么还会下不抵抗的命令呢？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啊，宁肯受点委屈啊！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啦，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帐，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不利。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作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九•一八”时，张学良面临的是中日关系复杂背景之下的一批狂热的、政府失控的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偷袭。这一突发事件也不是张学良一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他的东北当局、参谋班子、中央政府及各党派、全国民众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绝非他一个人能力挽狂澜的。年轻的张学良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对事变的认识程度，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都是不折不扣的、彻头彻尾的“不挑衅”、“不冲突”、“不报复”、“不抵抗”，惟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公理之得伸”，并认为这是处理此一事变的上策。
事实也很明显，由于张学良在对日问题上和蒋介石的看法一致，因而对于事变发生前后蒋介石所提出的“一切听命于中央，等候国联裁决”的指示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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