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面对日军的嚣张，张学良国难家仇一起涌上心头，痛苦至深，他在多个场合表示出抗击日军的决心和勇气。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时，他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对东北籍旅平学生代表，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我得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两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
张学良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搏余一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上述种种肺腑之言，是这位所谓的“不抵抗将军”坚决要求抗日杀敌的真实流露。东北高层一些将领曾主张不管南京政府态度如何，都应坚决抵抗，因为为民守土，责无旁贷，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亦可使强敌畏而却步。遗憾的是，张学良没有这样做。假如当时他深深体认到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义无返顾，北大营的被入侵，应是抵抗的底线了，那么他就应该奋起反抗、英勇抗击。然而，张学良最终因判断失误，犹豫彷徨之中束手无策，使本来有阻敌能力的东北军不战而溃，顷刻瓦解，大好河山转眼间沦陷，这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因此，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他后来一直深感后悔的。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错误，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他判断错误的呢？其一，幻想以夷制夷，企盼通过国联干涉、通过英美干涉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其二，认为“单靠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本的”，醉心全国抗战，渴望出现“全国统一，全面抗战”的局面，极不现实；其三，自易帜后，诸事听命中央，过分依赖中央，而中央奉行的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其四是迷信以和止战，以为只要不跟日本正面冲突，不放一枪，就使日本找不到发动战争的借口，避免事态扩大。但实际上，处处退让，以退求和，不但得不到和平，反而使侵略者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其五，畏惧日本军力，力避消耗实力。张学良曾对部下说：“当时，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惟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在其晚年，他在采访中还说：“怎么打？打不过人家嘛！”其六，缺乏决断能力。张学良文武双全，聪明能干，但他毕竟年轻，勇猛有余，老练不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很难应对裕如，处理突发事件的决断能力明显缺乏。
由此可见，“不抵抗主义”的产生有其复杂纷繁的国际国内背景和决定因素，绝非马君武“莫须有”的“更抱阿娇舞几回”等造谣诬蔑之词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四章 少帅时代7、一见如故的周恩来！（1）
“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我们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给刺透了。••••••可以说，我们两人一见如故。”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谈起他跟周恩来的交往，还是那么激动和兴奋。
1936年4月9日，肤施（今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内，一次足以影响中国现代发展方向的历史性会晤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这次会谈的主人公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和周恩来，这也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过去两人并不相识，虽然都曾久仰对方的大名。
黄昏时分，顶风冒雪，昼夜兼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一行5人，终于如约来到了天主教堂门口，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精神抖擞，眉毛浓而黑，留着浓密的黑胡子，目光炯炯有神。此时，张学良已在教堂内等候多时，迎出门来。他久闻周恩来是出名的美髯公，加上事前刘鼎对周恩来形象、风度之描述，所以，当周恩来一行出现在眼前时，他一眼就认出来，大步向前迎接，紧紧握住走在最前面的那位的手，用不容置疑的肯定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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