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没有表态，在久久没有消息以后，爸爸又给皮定均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这是最后一次绝望的选择，如果连皮司令也帮不了他忙的话，他至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最信任的老战友。他在里面还附了一封给省委书记叶飞的信。希望他们共同帮助解决他的工作问题。这时候，皮定均叔叔再一次为父亲的事情奔走、努力。叶飞也立刻请示了陈毅副总理，获得陈老总的同意后，他将爸爸的工作问题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了。副省长贺敏学叔叔首先表示欢迎爸爸，南边几乎都是三野的人，所以一致同意接受爸爸到福建。然后，福建省委直接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当时分管中宣部的人事、组织工作的正是周扬，他就下了调令，将爸爸安排到福建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
第一版发行以后，我常常想到石西民的女儿，石小华导演，我们就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方拍戏、工作，近在咫尺。她看到我的书，会作如何的感想？她会理解我所说的这些事情吗？我依然是紧张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在我们这代人中间，学会另外的方式说话或者是撒谎，我不会修饰我的说话语气和措辞，于是我得罪了很多人。本性的力量几乎和我的生命一样强大，它塑造了我，也伤害了我。一切都很难改变了。
可是我还是希望石小华能理解，我把书留在上影的收发室，赠送给她一本。后来，当我再问起她的时候，让我更加大吃一惊的是她对她父亲的解释。她说，她父亲对政治同样是惧怕和谨慎的，所以家里让所有的孩子学的都是理工专业，她甚至没有入党。“石小华，你不是党员？”我几乎叫了起来。小华笑着回答我，“你怎么这都不知道？”她说，有些事情你可以问问杨时文，他知道的比我还多一些呢。
小华的先生杨时文告诉我，一九八八年的时候，石西民从北京来上海，他不想惊动什么人，但是他给自己列了有限的几个要去探望的人的名字，其中有我母亲。于是杨时文陪同着岳父走进了巨鹿路我们家的小屋。至于他们说了什么，杨时文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依然记得在回家的路上，石西民跟他说，一九五五年初的时候，柯庆施把他从南京调到上海，那时候我父亲还是上海的宣传部长，但是石西民知道，他来上海是为了接替我父亲的位置的。也许我父亲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热情地为石西民接风，请他到我们家吃饭。但是，石西民非常感慨地对杨时文说：
“那个饭吃的是很痛苦的。作为组织原则，我是什么都不能对彭柏山说的，不能讲；但是作为朋友是应该讲真话的，我们原来是很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就只能在那里谈友情，东拉西扯，不谈政治。路线斗争之残酷啊……”
这让我联想到后来母亲跟我们说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九年底，她为父亲的平反在那里奔波的时候，找到了当时上海市委组织部杨部长，他刚从外省市调到上海，对这里情况不是非常熟悉。母亲把申诉材料递交给他的时候，他说：“你把它们交到宣传部吧。”但是，父亲的问题一直是归组织部管。他就问母亲：“你丈夫叫什么名字？”当母亲回答了他的问话时，他迅速地说道：“哦，我记得这个名字，因为当初柯庆施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张一百多人要挨整的黑名单，这其中就有彭柏山的名字。”这么一说，他接下了妈妈的申诉材料。
现在想来，一九五五年初，在石西民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在计划之中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爸爸到厦门大学报到。这像是在一个清晨，爸爸搭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满载着乘客往前开。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一份拥挤，这一份挤在人群里昏昏沉沉的快乐了。汽车里弥漫着每个人身上的气味，不管是什么感觉，这都让父亲感受到一份亲切。汽车往干活的地方开去，年轻人想快点上班，就挤在门口。有人把车票贴在嘴唇上，这份平常人的生活，给爸爸带来了一份愿望，一份重新开始生活的愿望。他觉得自己至少可以做一个普通人了。
厦大的校、系领导开始对爸爸是好的，他们看见省里的头头都是他的朋友，也会向学生介绍，说父亲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还关切地将爸爸安排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教“现代文学”，先备课半年。校务委员会开扩大会，也经常邀请爸爸参加。
可是，国内的形势开始变化了，一九六三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方针。中央开始了新的战略措施，要求全国全党全军“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学校的蔡师圣首先规定学校的墙报《鼓浪》，不许刊登爸爸的短诗……这是一个信号。不用人推，在中途，爸爸自觉地下车了。他不敢说话，他已经闻到了什么。
于是在厦门，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爸爸一点一点走进了自己的阴影，那影子在延伸，把爸爸的生活笼罩起来。他完全明白了，像他这样的人，不该有所期望，甚至希望做一个普通人的愿望，对于他都成了一份奢望。他渴望得太多了。他只有被人监视、被人打小报告，这才是他的命运。爸爸在讲授“现代文学史”时，涉及到了胡风在三十年代的作品。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说的，他一定会是很谨慎的。但是，还是不行。他，为什么还要去说呢？历史是可以在教室里，甚至在书本上被篡改的。爸爸，你说他在政治上成熟吧，他还是会做出这些幼稚的事情，他怎么可以去讲什么胡风的东西。是好是坏都不能讲。以往只有一个不是学生的人，拿着本子坐在最后一排，给爸爸的讲课做记录。可是这一天，讲到一九三○年上海“左联”的时候，突然在教室的四周坐满了学校和系里的领导，他们详细地记笔记，如临大敌。所有的眼睛都爬到爸爸的身上了。课后，系主任让爸爸去他的办公室，交出讲稿，它需要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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