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书，我自己可以看，很多写作方式，我可以从其他作家的文章里去吸收；但是唯独这种精神不容易得到，所以我说我和彭老师的相逢对我的人生影响很深刻、久远，他这种精神注入我的心灵，我自己的体验是最可靠的，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什么都打不掉了。这个非常好，要是我有机会，我再到厦门大学，我就要说，不要忘记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很多年，经历了几十年，很多是无价值的，都丢掉了；但是有价值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们看得也很清楚。
“本来，中国人说人如其文，但钱钟书的《管锥篇》里面说，文不一定全等于人，创作主体和艺术主体一定不全相等。像唐太宗，可以驰骋沙场，但是他写的东西很婉约，这是一个类型；还有一个类型，是人和文很统一的，比如彭老师，是一致的，是融为一体的，对我来说，彭老师的榜样就是人和文一致，就是聂绀弩说的‘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三个融合起来，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所以这两个是互动的。彭老师这精神，影响我的精神内涵，我的散文带有精神的力度，精神力度和人格水平是有关系的。有时想来很奇怪，在我们那个时代，还会有彭老师这样的精神，值得研究，是个例外。也许只能解释成是天性？很多有他这样经历的人，不会像他这样。我想不明白是不是他的天性造成了他的独特？没有任何的奴才气，只有骨气。”
这对我是一个提醒，真的是人以群分。这些胡风分子似乎都是这样站立着的灵魂，从胡风先生本人开始，到他们的分子，到阿垅到贾植芳路翎等等的所有分子，他们都没有低头。以至于徐放叔叔跟我说：“一九六五年在秦城放我的时候，日子我都记得，九月二十七日放的我，我最后一个。我捣乱啊，顽固。最后才放我，我就是想不出来，老死秦城了。出来还不是那样么？在不自由的地方哪里不是监狱？你说是不是？”不幸被徐放叔叔言中，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他在外面的境遇竟然比在监狱里更糟糕！啊呀，又扯远了。
刘老师依然在说：“彭老师那种不屈的精神，真难得！我们过去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常常都做不到，很难做到，但是彭老师真的做到了，很不容易。所以做文不一般就不容易，做人不一般，那就更不容易。那个年代做人，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呢，还是昂起头做人。我们只能有这样两个选择，彭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昂起头，灵魂要站立起来，你做人好，文章才好，这对我写散文有终身的帮助。从做文来说，因为小说是叙说，但是写散文是直说，你不可能掩盖自己的人格，甚至写诗有时候可以是叙说，但是散文没有办法，必须把整个灵魂端出来，要直说，所以你是怎么做人的，就非常重要了。
“彭老师这样的人格精神，能够带给我们学生，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的散文，要么就不写，要写就要有力度，没有力度，就没有思想。我现在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三个统一起来。彭老师说一定要有思想，不要老是学问的姿态，也不要老是文采的姿态。思想！所以他点破的东西，要会听，听了进来以后有影响，那个时代，听到这种声音很不简单，这种声音很难得，在我内心，心存感激。
“厦大的这两个老师都去世了。郑老师也去世了，去世十年了。”
我默默地听着刘老师叙说我的父亲，还是控制不住，眼泪最后淌落下来。不是因为有人对父亲还存有这么深的感激之情，不是因为对缺席的父亲的怀念，更不是因为我个性本身的软弱；而是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竟然没有感受到父亲真正的价值，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一个站立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又是如何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
“没有多少东西，都托运了。”
我大叫着：“爸爸，你在家里住几天啊？”
母亲回头看着我，恶狠狠地说：“回去睡觉，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听。回去。”
我怏怏地看着母亲，心里充满了仇恨。我母亲不会像小说里或者是电影里的形象，她总是那样焦虑不安，像一团火，烧得那么旺盛，马上就要蔓延开来。但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她就被人死死地抑制在那里，那火也被扑灭了。在灰烬中，她跟我们说话，既不耐烦也不明确，除了训斥，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了。在她那里，我丧失了自信，我总是跟人家说，我的这一辈子就是生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什么希望都没有，时时刻刻在看着她的脸色。爸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崽，快去睡觉，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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