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叔叔在六十年代的照片。他说：“我和你父亲也没有一张合影，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情绪去拍照片啊。”
等到父亲把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委屈，什么“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似乎又是一种什么暗示，是什么呢？我太小了，说不清楚。甚至是今天，我都说不清楚这一份痛楚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会感觉到什么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直到大了，我才理解到，从父亲的那一句话里，我重新嗅出了离别的气息，是对于离别的一份恐惧。对于这份恐惧，我们是太熟悉了，所以即便是那么小的年纪，我们都会体验到它。我在那里哭了起来。哭得有点突然，母亲更加生气。
“怎么你父亲一回来，就变得这么娇气，演戏给谁看啊？回去睡觉。你父亲对你怎么了啦，哭什么啊。”
那一次是爸爸突然接到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调彭柏山去郑州河南农学院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调令一到，父亲在三天之内就动身了，他只拍了电报给妈妈，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知道体谅母亲。那时候，在我们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但是，其余的人除了说“热爱”和“万岁”之外，是什么都不能说的。我们就生活在“其余”的人中间。我们好像还是非常快乐，不管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我们都要表现出他给了我们幸福。
到处都是穷人，到处都是贫民区，这穷困就像沾在我们身上，永远也无法去掉的泥土味。四处都是垃圾，四周都是一条条小路，我们这些发育不全的人，站在路边，看着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孩子，多希望能从那里得到些什么。我就这么生活着。亲眼看着我们家的人，干活，忙碌，死亡。像许多动物一样，不断地生老病死，平淡无奇。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从岁月的深处涌现出来，接连不断地有人在我们面前死去。而我们还待在那里，希望活得好一点……
第二天，我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还在。他看了我的三篇作文，然后我听见他在对妈妈说：“孩子真的长大了，文章写得有板有眼。特别是那篇记叙文，感觉写得很好，很真实。”
吃午饭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炖了一只老母鸡，爸爸为我和小梅一人碗里放上了一只鸡腿，还为我们舀了一大瓢鸡汤，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妈妈很不高兴地跟父亲说：“这鸡不是买给她们吃的。她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你自己多吃点，吃了好上路。”
这时，我变得懂事多了，我没有埋怨妈妈。我知道，我不该吃那么多，听妈妈说完以后，我自觉地把鸡腿放回到砂锅里。爸爸说：“崽，吃啊。”我说：“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鸡汤，匆匆吃完饭就上学去了。记忆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回头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晒台上望去，爸爸站在铁栏边上，我拼命地向他挥手，我大叫着：“再见。”爸爸没有说话，微笑着，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快去上学，我一直走到很远的街角，回头看去的时候，他还站立在那里。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爸爸。那次，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半，等我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并没有去火车站送爸爸，只是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她还没有回家。那个空屋子静得很，像是一个久已被抛弃的墓穴。这个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家，永远像个坟墓，没有光线，四堵死死的墙壁，悄然无声地把我们最后的一点欢乐埋葬了。
小钧常常跟我说：“我多想把爸爸待过的那个地方，河南农学院的图书馆画给你看。他们给爸爸工作的地方，小得连气都透不过来。漆黑漆黑的。是在一个楼梯的斜坡下的空隙里，就是楼梯的板子底下……楼梯是那样，那样直接顶在爸爸的头上。你肯定想象不出来。那里真是一点光线都没有，就在那样一个墙旮旯里放了一张小桌子，一张条凳。爸爸就在那里整理各种书籍，写东西。”
这里的条件比青海师范学院还要差，爸爸什么都不说了。这时候，他已五十六岁，他写信给妈妈的时候说，他再等四年就退休了，他会带着我们两个小的，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他自己来教我们读书，就这样打发晚年吧。妈妈说：“你这个父亲，就是想入非非，跟着他跑到湖南那么个穷地方还会有什么出息，当农民去？”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元化叔叔说：“我觉得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父亲常常跟我说，生存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只有责任感，完全是对你们孩子。他跟我计算，他再活多少年，可以把这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他们出道了，他的任务也就完了。他多少次跟我流露这种情绪。我觉得他到晚年，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像自己还要翻身，自己将来还要做什么啦……没有了。他只是考虑对子女的一些想法。我甚至记得他到我们家，连我父亲都讲，PENG，就是英语拼音的‘彭’，怎么情绪这么不好啊。从前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后来你父亲常叹气，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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