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役直接接触当事人，书吏则坐在屋子里处理公文，协助办理政务，权力就更多了。书吏向当事人索要的费用有：“纸笔费”（当事人要承担书吏笔墨纸张的费用）、“挂号费”（为了让自己的诉状或者要办理的事情在衙门里挂上号，留下记录，当事人要给经办的书吏送钱）、“传呈费”（当事人向官员递交呈文，书吏传递呈文，当事人要支付传呈费）、“买批费”（就是当事人购买官员批示批文的费用）、“出票费”（这里的票是传票。衙门通知有关人员到庭问话，需要书吏发出传票。这个环节，当事人也要付费）、“到案费”（相关人员来到了衙门，需要书吏登记。书吏会向双方当事人收费）、“铺堂费”“踏勘费”（这两个都是书吏跟随官员办理相关事务，向当事人勒索的费用）。案件侦破了或者政务办完了，书吏还要向当事人收“结案费”。这些大大小小的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能让一个普通人家破产。如果你到了衙门后，发现费用太高了，打退堂鼓自己撤诉了，或者原来想办的事情不办了，对不起，你要向书吏交一笔“和息费”，不然不能走。
其实，上面说的这些名目繁多的费用，老百姓都不应该支付，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衙役和书吏的分内事，是他们应该做的，当事人根本就不需要付费。但是，书吏和衙役却利用每个细微的环节，索要贿赂，敲诈勒索。不给，他们就在技术层面给当事人穿小鞋，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坏当事人的事。总之，书吏和衙役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特有的阶层，他们既是老百姓，又有官府背景，既熟悉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又熟悉纸面背后的游戏规则。他们的负能量不可小觑。
如果问题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官员是不会屈尊依靠书吏和衙役的。但是真遇到了难题，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不了，官员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这些衙门里的当地人身上。合州知州荣雨田就在巨大压力面前，把陈老伦当作了救命稻草。
荣雨田向陈老伦许诺，如果能破了鞠家命案，就赏给他五百两银子，还会提拔他。陈老伦一口应承下来，但提了一个要求，他说鞠家命案复杂，请知州大人宽限一些时间。荣雨田答应了，并预支了一笔赏金给他。
陈老伦接受了任务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派了一个媒婆到鞠家，和向氏套近乎。媒婆关切地询问了鞠家命案的基本情况，对向氏说：“你家遭此惨祸，真可怜。我看你家挺贫困的，今后你怎么生活啊？衙门短时间也破不了案。找衙门办事，到处都要花钱，案子拖得越久，要花的钱就越多，你拿什么钱到衙门办案？何况你们俩还要吃饭过日子呀。”
媒婆的几句话道出了向氏内心深处的担忧。向氏皱起了眉头，说：“是啊，我们娘儿俩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媒婆这时候马上关心起向氏来，说：“不如你把你的儿媳改嫁了，既可以省一份生活费，又可以得到聘金。”明清时代的女子改嫁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寡妇的夫家主动提出让寡居的儿媳改嫁，她就能顺利改嫁。
向氏听信了媒婆的话，托她物色人选，想把刚刚守寡的儿媳改嫁了。媒婆推荐了陈老伦。向氏听了媒婆的介绍后，对陈老伦很满意，一是陈老伦在合州衙门里办事，有身份，有地位。向氏觉得能够攀上衙门里的人，很荣幸。二是听说陈老伦很有手段，很会办事，收入也很高。把儿媳嫁过去后，不仅儿媳的日子会过得不错，而且陈老伦还能接济帮助自己，那多好啊。所以，向氏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将儿媳嫁入了陈家。
陈老伦娶到新夫人后，对她很好。家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包括理财都托付给她。陈夫人在鞠家哪有在陈家过得这么安逸富足，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如今的生活，忘记了前夫。她很庆幸自己过上了好日子。
可美中不足的是，陈老伦工作很忙。结婚后，陈老伦回家越来越晚，而且常常下班回来面带忧色。陈夫人就问丈夫怎么了。陈老伦一开始不想说，陈夫人问了几次后，陈老伦就说：“夫人不要问了，衙门里的难题我来解决。”陈夫人怎么可能不管，她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遇到了难题，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陈老伦这才说，知州大人把侦破鞠家命案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自己没有头绪，向氏又天天到衙门里催问。陈老伦用商量的口气对夫人说：“夫人，你能不能去做做你原来婆婆向氏的工作，劝她别再上衙门催问了。”陈夫人面露难色，说向氏的丈夫、儿子都死得很惨，她怎么会善罢甘休呢。陈老伦也就不再说了，沉默了起来。
又过了一天，陈老伦脸色惨白、脚步沉重地回到家。一进家门，他话也不说，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陈夫人害怕了，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一连问了好几遍，陈老伦才缓过神来，说：“鞠家的命案要了我的命。”陈夫人一下子就懵了，问：“怎么了？”陈老伦说：“知州大人限我一个月内破案，不然就要杀我顶罪。我危在旦夕了。”陈夫人已经完全适应了陈家安逸的生活，满心希望平平安安、锦衣玉食地过一辈子。突然听说丈夫要死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完了，陈夫人焦急万分，忙问有什么办法。陈老伦吞吞吐吐地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我不能说。夫人，我更不能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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