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不仅同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思想批判形成鲜明的对照，更为有趣的是，这一政治参与的趋向正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时获得了根本性的扭转。在这事件中一直站在德雷福斯一边的名作家左拉，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和首领。当1898年左拉在《晨旦报》（L'Aurore）上发表震动一时的名文《我控诉》时，他所要控诉的对象显然不仅仅是错判德雷福斯上尉的有关军事机构，而是针对一切有违公理正义之现象。当他自愿入狱服刑一年之时，其维护的自然也不仅仅是德雷福斯一个人的权利，而是为普遍的人权价值准则获得尊重而奋力抗争。从现在看来，左拉的《我控诉》也是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普遍价值准则的维护者所发出的时代声音。
然而这一时期没有持续多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使知识分子的振摆荡向了政治参与一边。共产主义在苏联落地所激起的耀眼的理想光环，将知识界引向了对地上天国的由衷的憧憬，同时旋即而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等政治事变，都强化了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海市蜃楼式美好将来的信奉。50年代前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中间最杰出的部分，都是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哲学家尼藏（P. Nizan）、勒菲弗（R. Lefebvre）、诗人阿拉贡（L. Aragon）、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A. Gide）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萨特虽然一直没有进入党内，但宣布是法共的同路人，并由于政治信念的分歧而与同学兼同事阿隆决裂（萨特与阿隆曾共同发起创立《现代》杂志）。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向左倾斜，为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现象，自然也受到少数人的质疑。1927年自称为“自由人”的法国作家邦达（J. Benda），推出火药味很浓的小册子《文人的背叛》（Les trahison des clercs），谴责知识分子放弃维护理性原则的天职，自动退出社会批判的岗位，依附于特定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权威之下。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背叛！然而发人深思的是这位在1927年高呼背叛的邦达，在其生命的晚期（40年代后），也开始为苏联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
法国当代知识分子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趋向，一直要到70年代苏联在斯大林治下的专制暴行大白于天下之后，才发生根本改变。1979年6月26日，为援救越南“船民”，萨特与阿隆握手言和，被一些舆论看成是知识分子由政治参与向理性、人道原则回归的历史性标志。80年代末以来，苏东剧变，给西方精神生活层面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东西对垒的世界战略态势的结束、第三世界的淡出、欧美的经济不振、亚洲脱颖而出、西方社会结构失调等一系列变化，一下子将知识分子扔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加快了进程，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精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面对和解释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已成为目前知识分子的第一要务。以研究影视传媒的社会功用而异军突起的社会学家德布雷（R. Debray）最近说，自费尔巴哈以来，知识分子的首要作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而今天正好反过来，当务之急乃是解释世界。无疑，目前法国知识界正酝酿着一次功能取向的大转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在野”与“参政”两极振摆中跳出来，挣脱出政治的束缚，以思想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法国舆论将他们称为第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然而，这一新取向是否意味着传统以政治为轴的“在野”与“参政”模式的最终结束？知识分子是否会永远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放弃改造世界的使命？显然，现在作结论还为时尚早，但今天的社会巨变带来的知识分子作用的转换，是否意味着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一个大循环的结束，知识分子目前正处在新一轮循环的起点上？
广而言之，法国出版界利用德雷福斯事件一百周年推出众多纪念和反思著述，也同目前知识分子转向的大背景息息相通。
法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士大夫的参照
总体来看，法国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的两极振摆运动，可以归纳为四个不同的阶段。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知识分子理性批判的始发阶段，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及其正反两方面的后果，将19世纪的知识分子推向政治参与一极，这是第二阶段。紧接着，随着普法战争（1870—1871）结束而渐趋成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又一次引导知识分子向理性批判一极滑动，到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后而趋于这一极的巅峰。然后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直到70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落的政治参与阶段，严格说来是意识形态参与阶段。按照知识分子同社会、政治的定位来分析这一周期性运动，可以看到每当知识分子“在野”之时，他们一般都站在社会一边，批判现实政权，维护普遍价值；而当他们“参政”之时，他们则力图将思想变成行动，成为其信奉的价值体系的实际推动者。
若以法国知识分子在近代以来的两极振摆现象来跟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相比照，我们将发现彼此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法兰西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但也存在着在官与在民一身二任的倾向。不过，法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官还是在民都似乎有着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理念。近代多元的意识形态给他们提供了选择，西方的民主政治舞台为他们准备了活动空间。在民的站在理性批判立场上的启蒙思想家，和以左拉为代表的19世纪末年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不待言，处于“参政”阶段的知识分子进入内阁也并不一定和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托克维尔在七月王朝和1848年革命政府中都任过职，他奉行基督教民主派的政见而终生不悔。基佐为七月王朝的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他主持制定法国近代最重要的教育自由立法之一。法国当代的知识分子虽然面对强大的理想主义的时代潮流，曾经为善良的愿望托举而上，一时脱离了理性的原则，但他们并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萨特从未加入法共，只宣称他是同路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规定自己同法共的关系准则是“理解但不加入，自主判断但不贬低”；甚至在共产主义信仰上走得最远的阿尔都塞（L. Althusser）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以上种种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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