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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与乌托邦_陈彦【完结】(25)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在官在民似乎都主要是现存秩序的拥护者和奉行者。认同而不是叛逆,依附而不是独立,也许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最本质的差别。同时,以法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官还是在民,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在野,他们是现实秩序的批判音,是政府的反对派,甚至比他们入阁执政更充满着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在野与参政的两极振摆都看作参与,只不过一极是人道、理性的参与,一极是政治和行动的参与。这同中国古代士大夫在仕途不达之时退居山林、江海余生的消极遁世哲学也大异其趣。

  当然,我们在这里无法仔细对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作系统比较,因为他们不仅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而且也不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出现的社会群体。如果要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同其相应的时代的社会群体对照,那就只有欧洲中世纪的僧侣和武士两个阶层可相比。二者都产生于自己的社会体系并服务于这个体系,并都不可避免地同自己的体系一同走向消亡。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不脱胎于僧侣或武士阶层,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西方近代知识阶层起源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分工的细密,近代城市的兴起孕育了近代的大学,也孕育了近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出现正如近代商业城市的勃起一样,一开始便是外在于西方中古封建体系的,即是说知识阶层在本质上是封建体系的摧毁力量。

  中国古代社会体系的崩毁,是由于外来的冲击,到今天,中国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艰苦多难的寻找近代化的历程之后,是否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呢?这确是一个颇值得我们玩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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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

  祭奠亡灵与借古释今

  ——路易十六断头两百周年纪念(1)

  三年多以前,法国庆祝了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时纪念活动耗资之巨、声势之大、影响之远,恰与今年法兰西王朝末代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二百周年纪念形成鲜明对照。路易十六被处死二百周年纪念活动可以概括为民间的、宗教的和非政治性的三大特点。法国官方对纪念活动一直保持缄默;全法各地教堂虽都举行弥撒,为二百年前死去的国王再行超度亡灵,但教会则一再宣布此项活动均为自发和分散的,教会不拟因此卷入任何有关的政治论争。与此相对应的是,不仅法国各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相关的活动,多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会也多有举行,同时一贯敏感的法国出版界也没有放过机会及时推出有关路易十六的判刑、死亡、功过的书籍。

  官方对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二百周年纪念的缄默和教会的审慎,清楚地反证出路易十六西去虽已有二百年,但其亡魂仍然驱之不散,法兰西民族集体记忆深处仍然为这二百年前的弑君事件所纠缠不已。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之后,今年的路易十六行刑二百周年再次给法国知识界甚至政界提供了一个历史反思的良好机缘。

  弑君与殉葬

  1793年,法国大革命进入转折性的一年。1月17日,当时的法国国民议会以361票的1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决议。1月21日清晨10点23分,法兰西波旁王朝最后一位嫡传君主路易十六的脖子被无情的铡刀斩断了。据说临终前的路易十六面对革命广场上队列浩荡的国民自卫军和那阴森高悬的屠刀,仍镇定自若,体现了其血统的高贵气质和作为一个虔诚基督徒的安宁。

  处死国王并不是法国人的发明,半个世纪前英国革命处决查理一世就已经开了先例。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革命党人当时并非同国王或保皇党人处于战争状态,而其时的国民议会正值全盛远非由克伦威尔控制的“残余议会”(Rump Parliament)所能比。从1792年9月22日法国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到1793年1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六人头落地,中经整整四个月,议会在充分民主的条件下对路易十六的生杀处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然后才通过民主投票表决将国王送上刑场。换句话说,虽然法国国民议会仅以一票的多数判处国王死刑,但这却是一个遵照民主原则作出的决定和经过冷静思考和各种观念交锋后产生的结果。

  在整个审判和辩论过程中,不仅路易十六没有承认他犯有罪过,国民议会中最坚决的倒皇派也未能提供置国王本人于死地的证据。将路易十六判处死刑的决议最终能够获得通过的决定性论据,是将路易十六看成是整个旧秩序的代表,只有国王的人头落地才有共和国的新生。罗伯斯庇尔说,“路易应该被处决,否则祖国将不能生存”;马拉说,“只有当路易十六身首异处之时,我才会信共和国的存在”;圣茹斯特说得更明白,“王权本身就是一桩永恒的罪行,人人有权拿起武器起而攻之。处决国王是对其谋杀人民罪恶的复仇”。即是说,法王路易的罪过就因他是国王这样一件事实。他身上背负着法兰西千年封建历史和专制传统的重担,他是旧制度君权神授、绝对专制主义、社会等级制三大社会支柱的集中象征。对于当时的革命者说来,路易十六身上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其肉体生存本身,但不从肉体上对其加以消灭,就不能彻底掘除这一强大的象征而将革命推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王路易十六之死既是旧制度的殉葬品,又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推进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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