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布罗代尔的一生经历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他的“国际性”。他的《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一书是在英文版获得成功后才为法国人所承认并引为骄傲的。但直至晚年，他仍然觉得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他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一个身兼俄罗斯、阿根廷、犹太三族的历史学家。他对我的理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混血。”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布罗代尔是法国最具国际性的历史学家，这不仅由于其广博的知识，还在于其本身的气质。他一生的几个重要时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是一位世界的公民。”
年鉴派的领袖
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史坛上一直活跃着一支史学新军，他们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挑战，反对历史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反对历史仅仅是政治史，将历史的视野引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靠近，相互渗透。这支史学新军，便是如今人们所称的“年鉴”派（因他们控制的《年鉴》史学杂志而得名）。年鉴派的奠基人是费夫尔和布洛克（Marc Bloch）而非布罗代尔，然而布罗代尔却成为这个学派的真正领袖。布洛克的早逝，使年鉴派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家。布罗代尔从费夫尔手中逐渐继承了年鉴派的全部家当：《年鉴》杂志，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院。他不满足于导师们的成就，将第六分院改建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一个古老监狱的原址上建起了研究院大楼。从此这座大楼不仅成为年鉴派的基地，而且成为一个与保守的索邦大学（或译巴黎大学）抗衡的学术中心。在这里，凭着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睿智的眼光，汇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以历史的眼光，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了研究。自50年代到60年代，《年鉴》史学杂志的领域大大扩展，历史地理学、经济史、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等都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70年代又开拓了社会心理历史学领域。于是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派的影响大大加强，成为史学界一支开拓进取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同其前辈布洛克和费夫尔不同，他们是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后才起来反对旧史学传统的，而布罗代尔在企图跨入大学之时却被人拒之门外。这就使他具有更彻底的革新精神。作为学派的领袖，他非常注意对有创新精神的青年史学家的提携，在其晚年，他仍希望由他创建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永远保持“新生力量之家”的特点。他认为他的治史思想同年鉴派的两位先哲费夫尔和布洛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主张历史学应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囊括进去，而他则强调历史学应放进其他人文科学中去，而创造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它的核心就是渗透和结合。他说：“年鉴派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一个学派，大家参加进来既不是为了事业上的飞黄腾达，也不是为了遵循某种教条。”这后一点也许就是年鉴派之所以存在的价值：不拘成说，勇于创新，永远探索。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典范。
新颖的“总体历史”观
作为当代西方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著述并不以数量见长。他曾说过，如果让我写人物传记，我可以一星期写一部。他一生的治史思想和史学成就，基本都体现在其两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布罗代尔的成名作《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前后花费了他二十年的心血。这的确是一部“生命之作”。作者在此书开篇写道：“我炽烈地热爱着地中海，大概同我的许多先辈和同人一样，是来自北方的缘故。为了探索她的奥秘，我乐于花费数载的心血，甚至不惜贡献出我的整个青春。”在作者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海洋，地中海是他书中的主人公，她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激情，她是沿岸文明的历史见证。然而，这决不是一部文艺小说，这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史学巨著。为了写它，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布罗代尔的足迹踏遍了地中海沿岸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查阅了沿岸国所有有关的历史档案。它熔地理、经济、社会、文化为一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巨型的历史传记，一部“地中海传”。从这里我想到，我的中国史的同行们如果以黄河、长江为题，写出一部《黄河传》、《长江传》，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汇入黄河、长江的滚滚巨流中，那必将是一部气势磅礴的东方的“地中海传”！布罗代尔的这部书之使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这种新颖的写作手法，更重要的是其开创性的“总体历史”观（histoire totale）。他的所谓“总体历史”，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与伟大的历史潮流的结合，用法国历史学家比尔吉埃（A. Burguière）的话说是，在布罗代尔笔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沙粒，也可以看到海滩；既可以看到丛林的匪帮，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平原”。换句话说，他的“总体历史”就是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的结合。在此书中，他将历史分为三个层面，或曰在同一历史视野中历史运动的三种速度。一是地理速度，是一个几乎静止的最慢的运动，指人类生活其中的地中海及其沿岸的地理环境；二是社会速度，是一个相对缓慢但有节奏的运动，指地中海沿岸全部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三是人的速度，是一个变化显著的最快的运动，指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政治、军事、外交等。他将这三个层面放进他的宏大的“总体历史”中去，历史就成为一个既无幕景、又无观众的巨大舞台，所有的人，无论是历史上的英雄，还是平凡的百姓，都在这里演出，并同时扮演多种角色。他认为无论是英雄，还是奴隶，是原始人群，还是现代人类，都对历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果说研究一个如此庞大的主题，已经显示出杰出的治学才能的话，那么他的第二部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则更体现了其过人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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