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G．Smith：Walter Benjamin：Philosophy，History，Aesthetics，p．51．
(10) W．Benjamin：Charles Baudelaire：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p．159．
(11) W．Benjamin：Charles Baudelaire：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p．176．
(12) 参见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175；R．Wolin：Walter Benjamin：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p．199。
(13) 转引自R．Wolin：Walter Benjamin：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p．198。
(14) 参见本雅明致霍克海默的信（1938年4月16日和9月28日），Correspondence，pp．556-557，573-574。
(15) W．Benjamin：Charles Baudelaire：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p．66．
(16) Ibid．，p．80．
(17) Ibid．，p．97．
(18) Ibid．，p．100．
(19) W．Benjamin：Charles Baudelaire：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p．101．
(20) Correspondence，p．574．
(21) 参见阿多诺致本雅明的信（1938年11月10日），Correspondence，pp．579-585。
(22) Correspondence，p．602．
(23) Ibid．，p．609．
(24) W．Benjamin：Charles Baudelaire：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p．118．
(25) Ibid．，p．134．
(26) Ibid．，p．132．
(27) Correspondence，p．623．
第十四章 历史天使
自1937年起，本雅明的处境日益困难。7月他给朔勒姆的信中写道：“最近几个月巴黎十分动荡不安。巴黎经济恶化……迫使我采取一系列无可奈何的措施。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保证能对我的生活条件稍加改善。……”(1)8月，他甚至开始试探性地向朔勒姆询问去巴勒斯坦的可能性：“我确实会很高兴按照你规定的条件和你觉得合适的时间去巴勒斯坦见你。……我希望在一个月后能收到你的邀请信。”(2)
1938年2月，朔勒姆赴美国讲学时途经巴黎，与本雅明共度了几天。朔勒姆回忆说：“我已经有11年没见到本雅明了。他的容貌有些改变。他比以前胖了。他更不修边幅了。他的胡须更浓密了。他的头发有些花白。我们对他的工作和他的世界观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然，讨论的焦点是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取向。”在谈话中，朔勒姆感觉到，在巴黎，本雅明同他所交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有些别扭，这主要是因为本雅明坚持某些神学概念。与社会研究所的关系也是如此。本雅明赞成社会研究所的基本方针，但是也有所保留。他对霍克海默敬而远之，而对阿多诺颇多肯定。这是因为只有阿多诺肯定本雅明的神学兴趣。本雅明自己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是教条的，而是启发性的和实验性的；他把（早年）提出的形而上学的甚至神学的思想移植进马克思主义视野，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它们的那个领域里会比在原先的领域里更有生命力。”
朔勒姆还感觉到，本雅明在巴黎十分孤独，不仅因为他与马克思主义朋友的关系不很融洽，而且因为他感受到法国潜在的反犹主义情绪。本雅明认为，反犹主义甚至在左翼知识分子中也很流行，只有个别人能不受影响。本雅明有两次想同非犹太女子结婚，但是这种想法甚至使左派朋友震惊。
朔勒姆还与本雅明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家做客。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也曾经是本雅明的一个亲戚的妻子。因此，阿伦特早就熟知本雅明，对他的才能十分敬仰，对他的坎坷命运十分同情。此时，阿伦特也流亡到巴黎，为一个转送犹太儿童去巴勒斯坦的机构工作。在谈话中，她直言不讳地指责社会研究所对本雅明的恶劣态度。(3)
朔勒姆和本雅明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手竟成永诀。
纳粹德国的阴影越来越重地笼罩着欧洲，也直接影响着本雅明及其亲属的安危。11月，本雅明给阿多诺妻子的信中报告了一些坏消息：“我的妹妹病得很厉害，甚至毫无希望。……她经常只能整天躺在床上。……我的弟弟被转到维尔斯纳克监狱，在那里每天修路。”(4)唯一使本雅明感到欣慰的是，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夕儿子从维也纳转到意大利，然后又随着母亲到了伦敦。
本雅明已经上了德国盖世太保的黑名单。1939年2月，当他的护照到期时，德国盖世太保以本雅明在莫斯科发表过文章为由取消了他的德国国籍。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本雅明的第一选择仍然是留在法国，因为他不愿脱离欧洲文化环境，他把巴黎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1938年最后一个晚上，本雅明与途经巴黎的阿多诺会面。本雅明还恋恋不舍地说：“在欧洲还有一些阵地（位置）需要保卫。”(5)对于本雅明来说，他的首要阵地就是苦心经营多年的“国家大计”（他描述波德莱尔的雄心时用的术语）——《巴黎拱廊研究》。因此，他开始争取加入法国国籍。
移居巴勒斯坦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本雅明向朔勒姆婉转地发出的求救信号，遭到婉转的回绝。也许朔勒姆确实无能为力，但可以推测，朔勒姆已经无法认真地对待本雅明的这种信号了。因为即使办好了一切必要的手续，本雅明是否会真的去巴勒斯坦，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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