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代犹太人（卡夫卡和戈尔德斯坦仅仅比本雅明大10岁），可供选择的反叛方式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指出，他们的父辈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叛的谴责往往比对共产主义反叛的谴责更严厉。这两种选择都是从幻想到现实，从自欺欺人到诚实生活的逃亡之路。但这只是在回溯时才显得如此。本雅明最初半心半意地尝试了犹太复国主义，后来基本上同样半心半意地尝试了共产主义。当时这两种意识形态彼此是极其对立的。共产主义者把犹太复国主义者贬斥为犹太法西斯主义者(22)，而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信奉共产主义的犹太青年称作“红色同化主义者”（译注：同化主义是指被欧洲文化同化）。本雅明在许多年里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可能也是很独特的方式，同时保持着对这两条道路的开放态度。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很长时间里一直考虑着通向巴勒斯坦之路。在这一点上，他基本上不受他的马克思主义朋友，尤其是其中的犹太人朋友的左右。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对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肯定”方面几乎不感兴趣。他看重这二者的是它们批判现存条件的“否定”因素，是其中提供的一种摆脱资产阶级幻想和虚伪的出路，一个在正统文学和学术机构之外的阵地。他在年轻时就采取了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可能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会最终导致孤立和孤独。例如，他在1918年写的一封信中指责自称代表德国外交界的瓦尔特·拉特瑙和自称代表德国思想界的鲁道夫·博尔沙特都有同样的“说谎意志”，“不自觉的说谎癖”（《书信集》第1卷，自189页起）。这二人都不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为一个事业“服务”。在博尔沙特那里，这个事业是人民的“精神和语言资源”，在拉特瑙那里是民族。但是这两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和才能当做“为一种绝对的权力意志服务的有效手段”。另外，那些人文学者把自己的才华用于追逐名利：“成为一个学者就意味着纯粹在精神的标志下生活，正如妓女纯粹在性的标志下生活。”（《选集》第2卷，179页）正如妓女出卖了性爱，学者则出卖了精神。犹太人中的佼佼者不能原谅他们文化界同行的正是这种对精神的背叛。五年后，即拉特瑙被暗杀后一年，本雅明以同样婉转的方式给一个德国好友的信中写道：“……如今犹太人毁灭了他们公开拥护的德国最高尚的事业，因为他们的公开言论必然是带有金钱交易性质的（从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看），是无法证明其真诚的。”（《书信集》第1卷，310页）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私下的、几乎）秘密的关系”是正当的，而“当今凡是在公开场合涉及德国人和犹太人关系的事情都会造成危害”。这些话里包含着许多真理。这些从当时犹太人问题的角度写的词句为当时的黑暗提供了证据。因此当时海德格尔说：“公共的光亮使一切变得黑暗。”
早在1913年，本雅明就从反抗家长制家庭和反抗德国犹太人文化界的双重意义上，把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说成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从而是一种必要的事业”（《书信集》第1卷，44页）。两年后，他见到格哈德·朔勒姆，在后者身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了“活的犹太教”。接着就对是否移民到巴勒斯坦的问题开始了几乎长达20年的反复思考。他在1919年写道：“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条件绝不是不可能的，我即使没有下定决心但也做好准备（去巴勒斯坦）。在奥地利这里的犹太人（不追求赚钱的体面犹太人）都是这样讲。”（《书信集》第1卷，222页）但与此同时，他又把这种方案说成是一种“强制行动”（《书信集》第1卷，208页），除非是在必要时才能实施。每当经济上或政治上感到困难时，他就开始重新考虑这一方案，但他从不付诸行动。他的妻子出身于犹太复国主义环境。在与妻子分居后，很难说他是否还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但甚至在流亡巴黎时，他确实宣称：“在我的研究多少得出明确的结论以后，（我会）在10月或11月去巴勒斯坦。”（《书信集》第2卷，655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书信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仿佛他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但实际上这可能应归因于他的深刻洞察，即他认为，所有这些出路不仅在客观上是虚假的、不切合实际的，而且可能使他个人获得一种虚假的拯救，不论这种拯救贴的标签是莫斯科还是耶路撒冷。他觉得，他会丧失从他自己的阵地——“正在破裂的桅杆顶端”——得到肯定认识的机会，相反他即使“在一生中是个死者，但却是（废墟中间）真正的幸存者”。他安心于符合实际的悲惨条件。他希望留下来，为的是使他的著述“变质”，“就像加入甲醇的饮料……使之不适合（当时人的）消费”，而为一个未知的未来而更可靠地保存起来。
犹太人问题在当时那代人是不可解决的，这绝不仅仅由于他们用德语说话和写作，也不仅仅由于他们的“生产工厂”设在欧洲——以本雅明为例，设在柏林西区或巴黎。他对此“不抱任何哪怕最微小的幻想”（《书信集》第2卷，531页）。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人不想“回归”犹太人行列或犹太教，也不可能这样想。这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进步”，相信反犹主义会自动消失，也不是因为他们被过分“同化”了，过于脱离他们的犹太文化遗产，而是因为他们对一切传统和文化以及一切“归属”都产生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犹太复国主义者所鼓吹的“回归”犹太怀抱是有问题的；他们都会像卡夫卡在谈到作为犹太民族一个成员时那样说：“……我的民族，假如我有一个民族的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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