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雅明来说，诸如卡夫卡这样的作家照亮了现代欧洲人事实上的普遍困境：尽管丧失了共同的商谈语言和传统——本雅明在论列斯科夫的著名文章中将此说成是讲故事的基础——但仍在争取有创造性的表达。本雅明认为，无名氏创造的民间故事表明，建立在对遗传之“智慧”的共同意识的基础上的经验具有交流性，但是这种智慧在现代世界几乎消失了。讲故事的“史诗”功能本身要依赖于历史决定的生产方式——本雅明指的是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文化。如果说远航商人和定居农民是民间故事的创造者，那么手工业体制的传统生活则使它们兴旺发达。本雅明指出：“定居的师傅和流动的学徒在同一屋子里干活。当然，师傅在定居于家乡或别的城市之前也曾经是流动的学徒。如果农民和水手是讲故事的发明者，行会体制则是使其获得更高发展的地点。正是在那里，远方的传说被旅行者带回来，过去的传说则向留在家乡的人充分地显示着自己的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了。”
小说在精神主观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笛卡儿理想主义的现代的兴起预示着这种关于人、上帝和自然之和谐的“史诗”意识的丧失。在本雅明看来，现代小说是无望的现代人寻求一种普遍语言的隐喻符号。而那种语言要么是无可挽回的过去，要么是不可企及的未来。本雅明把自己的观点总结如下：
讲故事的艺术正在接近实现自己的终点，因为真理的史诗特征，即智慧，正在死亡。……以讲故事的衰落为终点的进程，其最初征兆就是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能够用口语处理的史诗财富不同于小说行业的素材。小说不同于其他各种散文体文学——童话、传说、甚至短篇小说——之处在于，它既不是出自口头传说，也不会进入口头传说。这就使它特别有别于讲故事。讲故事的人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或别人讲述的经验作为讲述的内容。而且他把这种东西变成听故事的人的经验。小说作者则把自己隔绝起来。小说的出生地是隔绝的个人。他不能用举例的方式来表达他本人最关心的事情，没有人向他求教，他也不能求教别人。写小说就意味着再现人的生活时把不可度量性推至极致。……它所提供的合法性是直接与现实对立的。（《讲故事的人》）
因此，在卡夫卡那里，作为小说形式的这种趋势是现代主义的必然归宿，我们看到他的小说中的约瑟夫·K或其他探索人物被无法解释的某种智慧的字母表所困惑着。基于犹太教对哈拉卡（Halakha，译注：指有关犹太人的宗教仪式、日常生活和行事为人的全部律法和典章）和哈加达（Haggadah，译注：希伯来文原意为“叙事”，指犹太教拉比文学中的一种形式，包括传说、箴言等，不具有律法效力）的区分——前者是揭示真理的，后者是用寓言和解释把真理一代代向下传——本雅明把卡夫卡的作品说成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和充满矛盾的努力，试图保存没有真理的真理的传递性：
真理已经丧失它的这种一贯性。卡夫卡并不是第一个面对这种情况的人。许多人都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死死抓住真理或者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而且怀着沉重的心情，放弃了它的可传递性。卡夫卡的真正天才就在于，他尝试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他牺牲了真理而抓住它的传递性，它的哈加达因素。卡夫卡的作品就其性质而言是寓言。但正是由于它们展现苦难和它们本身的美感，它们不得不克服了寓言以及更多的东西。它们并不是像哈加达屈服于哈拉卡脚下那样屈服于教条脚下。尽管表面上屈服，但它们会出其不意地举起反抗的巨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评论卡夫卡时我们再也不会谈到智慧。现在遗留下来的只是其衰败的产物。这里有两种。一种是有关真理事物的传言（有关被怀疑、被废弃的事务的一种神学传言）。这种素质的另一种产物是傻话——后者彻底浪费了智慧的精华，但保留传言所缺乏的那种吸引力和自信。……因此，正如卡夫卡指出的，希望是无限的，但不是属于我们的。这句话实际上包含着卡夫卡的希望。而这正是他能保持灿烂的安详的根源。（《关于马克斯·勃罗德论卡夫卡的书》）
本雅明在普鲁斯特身上看到美学梦幻世界和物质生活世界之间的现代主义分裂的另一个象征。如果说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是对意义的缺席做出反应，渴望未来的某种不可实现的启示，那么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叙述者也是对此做出反应，但却是竭力在过去中搜寻失去的和谐。不过，对于二者来说，现在的经验都是一种不可挽救的断裂，是与自身的断裂。本雅明在研究普鲁斯特的文章中指出，对于“沉湎于回忆的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在此时此地遇到了什么，“而是他的记忆的意义，珀涅罗珀式（译注：意思是反反复复、不断重新编排的）的回忆工作。……因为一种经验过的事件是有限的，总是局限于一个经验领域；但被回忆的事件是无限的，因为它仅仅是打开在它前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钥匙”（《普鲁斯特的形象》）。换言之，历史现实的物质断裂只有通过文学记忆的精神连续性才能补救。但是，实际上，普鲁斯特的连续性是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的。这就意味着，不连续性困扰着全部工作，实际上使之变成一种隐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本雅明赞成马克斯·乌诺尔德的说法的原因，后者把普鲁斯特的作品说成是“无意义故事”系列，无休止地模仿文体的游戏。他把普鲁斯特看做一个反偶像崇拜的“仪式专家”，后者无情地揭穿资产阶级自我中心的谄媚和道德的虚伪。本雅明评论道：“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呼啸而出的震耳欲聋和极其空洞的唠叨，乃是社会陷入这种孤独深渊时的声音。”普鲁斯特的作品精细地记录了当代社会的弊病和误解，把自己个人作为犹太人和哮喘病患者的经验转变为他的文学人格形象的极度痛苦。与卡夫卡和本雅明一样，对于普鲁斯特来说，时间是永远不可逆转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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