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募兵制，国家当然需要给入伍的士兵支付薪水。宋代将士的薪水是多少呢？大致而言，一名普通士兵，每月可领钱三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大米二石左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半年的口粮），以及若干春冬衣物。俸钱、粮食与衣物都是定期发放的，此外又有各种名目的补助，如“招刺利物”，即新兵入伍刺字之后领到的第一笔“衣屦缗钱”；郊祀赏赐；特支钱，类似节日补贴；银鞋钱，这是戍边士卒获得的特别补助；口券，出戍时计口发放的钱粮补助；柴炭钱，冬季发放的薪炭补贴，等等。
◎ 宋代佚名《行伍图》
毫无疑问，这样的募兵制只能建立在庞大的军费开销之上，也唯有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扩张型的财税制度，才能支撑得起。但军费开销还是给宋朝带来沉重的负担，宋人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究？民何得不困？”此说虽然有些夸大，不过养兵的成本确实给宋朝制造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要承认，募兵制更具现代性——以致放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可能显得有些超前了——它使平民摆脱了服兵役之苦。宋朝大臣曾有过“议养兵之弊”的辩论，大臣韩琦坚决不同意废除募兵制，他说：“养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强行征兵制）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常有生死离别之忧。论者但云（募兵制）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在府兵制下，服兵役为强制之义务，这才会发生《石壕吏》那样的荒唐剧，也才会出现花木兰这样的代父从军之人。募兵制则可以避免这些不正常状况的发生。
不过宋朝之后，元、明、清都未能推动募兵制的发展，反而退回到北魏—隋唐的府兵制。以明代为例，朱元璋继承元统，延用军户制度，一批平民被划入军籍，世代承担起服兵役的义务，子子孙孙都必须入伍当兵。每一家军户的男丁，都要分好正丁、次丁、余丁、继丁等名次，正丁必须到官府指定的卫所（通常很遥远）服兵役，如果死亡，则由次丁、余丁、继丁依次递补。军饷则由军户屯种自给，不取于赋税。朱元璋曾因此而自夸：“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其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朱元璋养兵的经济成本只是被嫁接到军户身上去了。况且，军户制的社会成本更加巨大——它只能依靠落后的中世纪制度来维持：身份社会、人身与户籍控制、强制服役、实物征调与自给自足的供给系统。它不需要市场，不需要货币化，更不允许有人身自由。
这么说来，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北魏，也可以发生在隋唐，当然也可以发生在明朝的朱元璋时代——如果明朝的女子有如北朝女性那么强悍的话。但不可能发生在推行募兵制的宋代。
好了，我已经说完了木兰从军故事背后的制度变迁，现在你大可以赞美花木兰她的孝、她的忠（多么传统），也尽可以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歌颂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悟（多么现代）。但是，我想告诉你，凡此种种美德，其实都是建立在花木兰以及她的军户家庭无从选择的“不自由”之上。
假如宋朝“警察”有枪，他可以随便开枪吗？
宋朝已有“警察”
宋朝有警察制度吗？
有。“警察”一词，并不是现代才有，宋代已出现了“警察”的说法（当然含义跟今天的略有差异）。宋人说：“警察有巡尉之官。”这个“巡尉之官”就是宋朝的警察机关，由两个互不隶属的系统组成：一是尉司，由县府统辖；一是巡检司，通常为跨县设置，统属于州府或路监司。
宋朝一个“邑大事烦”的大县，按照惯例会置立两个尉司，称东尉司、西尉司，或内尉司、外尉司。尉司的行政长官为县尉，相当于县警察局局长，每司统率数十至一百名“弓手”（相当于警察）。
巡检司是平行于尉司系统的警察机构，除了重点县份一县置一巡检司之外，一般都是数县设一司，或者数州合设一都巡检司。在重要的边境市镇城寨，也会单独设置巡检司，类似于现在的边防派出所；在沿江、沿海地带，也会设巡检司，相当于水上缉捕机构。由于巡检司多以寨为驻扎单位，所以巡检所统率的人马又称为“寨兵”。
巡检司与尉司合称为“巡尉”。巡检司的寨兵又与尉司的弓手合称为“弓兵”。他们的职能是差不多的，都是负责社会治安、侦破刑案、搜集犯罪证据、通缉罪犯、捉拿盗贼等等。
宋朝又在大城市设立“厢”，“治烟火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作“巡警”，类似于派出所。比如北宋汴梁城的街道，每隔三百余步，便设置一所巡铺。《东京梦华录》说，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
南宋临安城的街道，则每隔二百余步设一所巡铺。《梦粱录》说，“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吵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察觉，解州陈讼。……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铺兵的职责，跟现代城市的治安警察并无太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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