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枢密院副使韩琦很反感王拱辰的上纲上线，他告诉宋仁宗：“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暗示王拱辰等人猛烈抨击王益柔是出于党争。王拱辰想将“进奏院案”做成文字狱，但最后案子还是按经济腐败案进行处理：苏舜钦因监守自盗被“除名勒停”，即开除公职；王益柔被夺去“集贤校理”之职，贬到复州当一名税官；其他参与喝花酒的官员也分别被降职。作为喝花酒发起人与组织者的苏舜钦，受到的处分最重。发表了“反动”言论的王益柔得到的惩罚并不比其他人更严厉。但这个处理结果，让乾隆觉得不爽。
这名大清皇帝的意见是：“特宜正王直柔侮慢圣贤之罪，而苏舜钦辈醉饱之过，则教而不怒”。在乾隆看来，苏舜钦的公款吃喝只是小事一桩，可以原谅，教训一番就行了，王益柔“侮慢圣贤”，才是大事情，才应该重重治罪，你宋仁宗将轻重搞颠倒了，简直不懂帝王之术。
乾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宋代士大夫“过激言论”不爽的大清皇帝，他的父皇雍正，也很不爽一位宋朝人——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写了一篇替朋党辩诬的《朋党论》。要知道，在传统官方话语体系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历朝皇帝都对朋党活动深恶痛绝。
◎ 清代郎世宁临摹宋画画意的《乾隆鉴赏图》
然而，宋代的士大夫却开始从正面来解释朋党的政治意义。还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论及朋党之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明确提出朋党既不可禁绝，也不为害。
范仲淹的朋友欧阳修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来为“朋党”正名：“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
大约从宋仁宗开始，不少宋朝士大夫都发表过“朋党论”，除了范仲淹与欧阳修，王禹偁、司马光、苏轼、秦观都写过文章讨论朋党。这里有一个思想背景：宋代是士大夫政治非常活跃的时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士大夫群体普遍产生了“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意识，并朦胧地意识到士君子们应以政见的志同道合来组成政党、治理国家。因此宋代才密集出现了一系列为朋党辩护的“朋党论”。
尽管皇帝并不喜欢大臣结成朋党，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反对朋党，但欧阳修提倡结朋立党的观点，还是受到包容，宋仁宗也没有责斥他。宋人说欧阳修“上《朋党论》，以破邪说，仁宗感悟”，看来宋仁宗还是赞同欧阳修的意见的。不想几百年后，欧阳修之说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雍正读了《朋党论》之后，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相反驳：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义当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须与皇上保持一样，如果“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雍正皇帝还杀气腾腾地说：“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欧阳）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恨不得将欧阳修抓起来杀掉。
雍正这篇《御制朋党论》，保存在原始文献雍正《起居注》中，后来史官修《雍正朝实录》时，大概觉得皇上这么咬牙切齿对待一位儒家先贤、历史人物，实在太赤裸裸，有损帝王形象，便将“邪说”改成“异说”，将“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成“朕必饬之以正其惑”。算是给皇帝穿上一块遮羞布。
未见识过大清文字狱之险恶的欧阳修假如当时突然醒过来，我想他一定会质问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先生，我们跟你们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附录：演讲与答问
一、讲座实录
我们以为清末才出现的近代事物，其实宋代已经有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以为到了清末才出现的近代事物，其实宋代就已经有了。
题目有点长。其实也就是今天讲的主题。
我先提问一下，说到清末才出现的近代事物，你们认为会有哪些呢？
……
很好。不过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事物，不是火车、铁路等技术性的东西，因为技术肯定是时代越后越发达，宋代的科技肯定比不过晚清。晚清肯定比不过今日。是吧。
我要说的近代事物是指近代化的社会建制、制度，比如消防队、城市公园、以商业税为主体的财税结构、海关、门户开放制度、图书馆、新闻报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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