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禹锡等人将此事告知太宗。正好有几位大臣来为曹彬说话，说曹彬冤枉。赵普也为曹彬开脱。太宗这才缓过味来，知道弭德超“急变”所奏，其实乃是构陷手段。大怒，命人来审讯弭德超。事情清楚后，将弭德超除名，不再隶属于官籍，流放到琼州。
这时，知开封府的李符正是当初弭德超的举荐人，按律也该惩戒。开始，太宗给他的处罚是贬往宣州去做司马，但是弭德超的事太恶劣，太宗想给一个更重的处罚。赵普此时已经从心里放弃了李符，于是，就将李符不久前建议将卢多逊贬往春州的意见说了出来。太宗趁着一股气，干脆就将他贬往春州。李符最后就死在那里。
战国时商鞅曾有“作法自毙”的故实；唐代的周兴发明炭烤大瓮的酷刑，最后有了“请君入瓮”的故实；五代时也有个闽国的薛文杰制作内设刀锋的槛车，最后是他“自食其果”首先坐了进去的故实；李符此举，也当在这类谱系中。恶人自有恶人磨，但上述诸君都是自家磨自家。存在，是一场清晰的迷局。考察近世因果，往往更有令人惊异的活剧上演。故儒学有金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明此理者，不仅害人，也往往害己。这个浅显到白水一样的道德律令，却可能是人类道德极为重要的界域。
被王夫之先生骂为“鄙夫”的赵普，晚年是否有愧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赵普不一定属于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在他内心深处，应该对人性还保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信任。他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推演，赵廷美不会获致“奸变”这一吓人的定谳。
我落在时光的后面，但如果可以假设，假设面对太宗的疑虑，面对柴禹锡上奏说秦王廷美有“阴谋”时，赵普能够如后来真宗朝的王旦那样，也许就不至于锻炼为一场大狱。
寇准簪花
太宗的儿子真宗皇帝时，名臣寇准名满天下，晚年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到了他的诞辰日，庆典生日的那种排场，好像在过“圣节礼”，规模规格仿佛皇上在过生日。寇准还穿了黄色的道士服，“簪花”骑马。
“簪花”，是大宋习俗。宋人不分男女，都愿意在头上戴一朵鲜花，皇上遇有庆典，自己也要戴一朵鲜花。寇准生日，也戴花，还穿黄色的道袍，这就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啦。这种行为，认真追究起来，很是一个说不清的“大案”。而且果然就有人向宋真宗打小报告，说“寇准有叛心”。
真宗得到报告，开始也是一惊，就拿出西安快递过来的小报告给当朝大臣王旦看，并问道：“寇准真的要反了吗？”名相王旦很认真地看过小报告后，微微一笑，道：“寇准这老头儿，这么大年纪啦，还这么——呆！臣马上写个劄子，让他知道。”王旦就这样谈笑间，将一场可能的“阴谋”“奸变”消弭于无形，而真宗也从此放过，不问，史称“上意亦解”。事儿，就这样，结了。
这就是传统史论中最为称赏的“大臣”风范。古训有言：“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一个事件，在未萌无形中，即可洞见其可能的危祸，并努力将其“可能性”扑灭，这是存在者的极高智慧。
寇准“反”还是“没有反”，可以一言而定。假令王旦如赵普般推波助澜，则大宋帝国将会又多一个大案。“大臣”王旦事先洞见了这个大案的“祸危”，扑灭了沿此生长的“可能性”；而“鄙夫”赵普则未必见识“赵廷美大案”动摇大宋道义、陷太宗于不义的这类“祸危”之“可能性”。假如他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而仍要一意孤行，问题的性质就会更严重，那已经不是“鄙夫”而是以“邪僻”“阴毒”“奸佞”都难于界定的人物了。赵普，还没有那么恶。他始终认为“倒卢”连带“倒赵”不过是偶然关系，甚至因为开始的“倒赵”，所以才在调查中发现了连带“倒卢”的可能性。对赵普而言，有意味的是：他正要“倒卢”，却发现，原来“倒赵”正是“倒卢”的最佳路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直达线路。
“倒卢”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结束卢多逊对我赵普的一步步欺凌或藐视：我的女儿女婿已经付出了代价，卢多逊也必须付出代价。
“倒赵”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终结“兄终弟及”模式，恢复“嫡子继承”模式。这个政治安排，没有商量。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赵普有可能觉得愧对卢多逊，但绝没有愧对赵廷美的心思起念。他认为他做得对。
禳灾祈福的赵普
宋人笔记说赵普一故实。
说赵普晚年病重，夜里做梦很不吉祥，然后就拜托道教人物为他祛灾祈福。但是需要有章表上达天庭。道士就向他请教章表的主旨——向天庭祈祷，要有明白诉求。但是赵普很难对道士说这个事。于是就拿来笔墨，自己写就了一篇祈祷文。文中有文字道：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遽逞强梁，瞰臣血气之衰，肆彼魇呵之厉。信周祝霾魂于鸠愬，何晋巫雪魄于雉经。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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