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张良，作为韩国贵族后裔，不能容忍嬴秦的存在。士大夫的尊严在此。嬴秦存在一天，韩国灭亡的国仇家恨就不能化解。于是有倾尽家财招募勇士的博浪沙一击，却未能如愿，于是投项羽、投刘邦，最终演成“倒秦”大业，随后即退隐，并不恋恋于什么万户侯。所以史上有一个动人的说法：“人道汉高用子房，谁道张良用刘邦”！就像张良终生的目标是“倒秦”一样，赵普此时的目标是“倒卢”，张良做到了“倒秦”，赵普做到了“倒卢”，二人借助的都是帝王的力量，帝王，不过是“倒秦”或“倒卢”的工具。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谋士赵普，是“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的第一推手。
但在“倒卢”之后，赵普应该有天良发现。
此人“辣手”也有限度。他似乎没有那种“仇恨万丈”的怒火。当他达到预期目的时，也有适可而止的君子风度。
对卢多逊，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时，甚至多次暗示卢多逊，可以提前退休，从此既往不咎。卢多逊就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有了“驽马恋栈豆”的愚蠢，就像笨拙的马儿，走在凶险莫测的华山栈道上，看到悬在空中的栈道缝隙间的一粒豆子，也要停步去舔食，全然不知此境有多么危险。
最后，卢多逊在赵普的罗织下，被发配崖州，这时，赵普的亲信李符有了落井下石的主张。他对赵普说：“崖州虽然在遥远的海中，但那里水土还很不错。我知道有个地方春州，虽然很近，但此地瘴气很毒，到了那里必定一死。不如让卢多逊到春州去。”
春州，在今天的广州阳春市，是传说中的瘴疠之地。李符此言，显然有讨好赵普的意思。史称“普不答”，赵普没有回答。
赵普为何不回答？我认为赵普在这个“严重的时刻”忽然有了警觉。也许就在这一时刻，他能想起并明白“君子不为已甚”的古训，读过“半部《论语》”的他，也应能想起夫子的严厉批评：“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庸恶陋劣之徒可以共事服务于邦国吗？这种人他没得到职官或富贵时，怕得不到；得到后，怕失去。一旦害怕失去，那他就什么坏事都敢做了。
孔子这话可以称作识别局中人的铁律，是使人获取政治洞察力的著名原典。理解这句话，可以帮助认识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这话也为后来的批评者多次引用，王夫之、乾隆皇帝都曾引用夫子这段话来批评赵普，认为赵普正是这样患得患失的“鄙夫”，认为正因为赵普是个“鄙夫”，所以，挑唆兄弟反目，锻炼赵廷美大狱，陷太宗于不仁不义，这类事他才干得出来。
孔子所谓“鄙夫”，主要是指君王以下的公侯大夫。这个阶层之间的权力争夺是残酷的。圣人用心良苦，但效果有限。不过也可以反过来说：虽然效果有限，但圣人并不停止言说。如果没有德治教化这类言说，官场就会呈现出纯粹的丛林法则。孔子儒学多少限制了君王公侯们直截了当作恶的可能性，从法上之法，也即纯粹伦理方向，给执政指出了一条道德修炼的路径，成为垂训俗世的法则。朱熹为《论语》做“集注”，论及本章主旨，语气极为峻烈，大有“痛诋”的风格。朱熹说：鄙夫之流，“小则吮痈舐痔，大则弒父与君，皆生于患失而已。”又引北宋大儒胡安国的老师靳裁之的意见说：“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朱熹总结说：“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如此理解“鄙夫”，可以看到儒学对于此类人物的厌憎。
当赵普忽然明了这一层意思时，他应该有了对自己的厌憎。所以，面对讨好自己，“志于富贵”的“鄙夫”李符，这一番省略了圣贤精神和传统价值观的“无所不至”言论时，他能反省：我赵普是不是也是这类“鄙夫”？
“月头银”之变
李符建言不久，有个妄人叫弭德超，诬陷检校太师、侍中、枢密使曹彬。
朝廷因为戍边士兵辛苦，每月月初有白金赏赐，军中称之为“月头银”。驻守镇州的司令弭德超，就借这个事乘驿站车回到京师，给太宗上了份“急变”报告。他说：“曹彬秉政久，得士众心。臣适从塞上来，戍卒皆言：‘月头银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辈当馁死矣。’”曹彬在中央执政太久了，很得士众之心。臣刚刚从边塞上来，戍卒都说：“月头银，乃是曹公给咱们争取的。没有曹公，我辈都会冻饿而死啦！
这一番话对熟悉五代藩镇往事的帝王来说，很有震撼效果。然后，弭德超又巧妙地造谣诽谤了一堆乱事。
太宗不禁动了疑心，将曹彬罢为天平军节度使，提升弭德超做了枢密副使。
但弭德超本意是想取代曹彬来做枢密使，不料只做了个副使，而且副使的班序还在文人柴禹锡之下，很是失望。
一天，他骂同僚及柴禹锡说：
“我上言国家大事，有安社稷之功，但只得到线头般大的小官，你们这几个是什么人，反而比我官还大！皇上真是没有定力，被你们这帮人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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