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未病，法治已病
传统中，“礼”与“法”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讲，“礼”更重，“法”不过是“礼”的补充。假如将邦国视为一个有机体，则“礼”是用来做预防的，是“治未病”的；“法”则是用来临床治疗手术的，是“治已病”。“守礼”者，不罹于法；“守法”者，可近于礼。传统认为：只要天下守礼，法可搁置勿用。这样的世道被称之为“太平盛世”。
大宋帝王们一生一世追求的就是太平盛世。
但“礼”的推行，帝王要做表率。
端拱元年（988），太宗到东郊以“太牢”大礼祭祀先农神之后，开始“耕籍田”。
传统有“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向先祖或天地神祇祈福称之为吉礼；丧葬哀吊之事为凶礼；朝见、聘问、会盟为宾礼；与战事、田猎、筑城等相关事为军礼；婚庆宴飨之类为嘉礼。籍田，属于吉礼。一般在年初正月，春天来临之际，由天子率官员或诸侯亲自耕田。这种耕田，是向天下示以农时，告知天下耕种季节的开始。天子带头耕种，是“祈年”的礼仪。“年”是五谷丰熟的意思。“籍田”，是传统中国自周代开始就施行的礼仪。
“籍田”，一般规定，天子有千亩，诸侯百亩，这都属于天子或诸侯私人所有。“籍”的意思是“借”，也即天子先自己耕种，而后“借”民力继续耕种。所以，天子“籍田”，只是象征性的耕种，开个头。
太宗下到田里，亲自执犁翻地，按礼制，他应该往前推三条垄，返回来再推三条垄，史称“三推三反”。王公诸侯们要“五推七反”，公卿大夫们“七推七反”，一般士大夫“九推九反”。太宗“三推三反”后，有司高唱：“礼毕。”但太宗说：“朕志在劝农，恨不能终于千亩，岂止以三推为限！”朕来做这个“籍田礼”，志在鼓励天下务农，更恨不能亲自将我这千亩良田都耕一遍，岂止以“三推”作为限度。于是，继续翻耕，旁边的侍臣一个劲要他停止，太宗这才放下犁头，回宫。
为此，太宗还做了诗，说东郊籍田事，并将诗赐给诸臣。他说：“国之上瑞，惟丰年尔。自累岁登稔，人无疾疫，朕求治虽切，而德化未洽，天贶若是，能无惧乎？”
国家最高的祥瑞，是丰年啊！自从这些年连着丰收，世人也没有大的流行疫病；朕虽然求治心切，但自认为道德教化还不够好，没有料到的是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恩赐。想到这里，能不心存敬畏吗？
于是，又下诏：诸道百姓有生活艰困的，要在当地发放粮库的粮食接济他们。他对宰相们说：“累年以来，百物丰阜，自京师达于四方，并无灾沴，五谷顺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今郡县至广，生齿甚众，每闻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赈给，虽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也。”
多年以来，国家越来越富有，从京师到地方，也没有太大的灾害，五谷丰收。如果不是上天降福，哪里会有这么好的景象！现在郡县这么广大，百姓甚多，朕每次听到有一个地方小有凶灾、歉收，就命令地方赈济，虽然也许不能周遍，但也以此来表示朕勤于政务，存恤四方的一点意思啊。
赵普在旁，鼓励这位君王道：“文王葬枯骨，天下称仁。夫民犹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悦服。臣等每闻陛下发言必思为苍生建长利，宁忧和气之不降也？”
过去文王收葬野外的枯骨，天下认为他行仁道。民很像草，草上有风一定随风俯仰。君王就像风一样。如果帝王用心行仁道，上合天心天意，下民自然高兴而钦服。臣等常常听到陛下发言，一定是在为苍生推演长久之利，这样，哪里还用得着担忧上天不降和气呢？
心里总是存有苍生之“长利”，就不会以任何“宏大”借口，掠夺侵凌苍生的私有财产；敬畏、感恩于上天所降之福祉，就会远离种种血脉贲张的激进情绪，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邦国管理中，星星点点地改善民生。爱民、敬天，有此政制之主要诉求，于是可以在“礼”与“法”的规定情境中，推演并建构帝国的秩序。如此，就是有道邦国。
“法当原情”
太宗执法，有一个基本思想：“法当原情”。
这个思想事实上来源于“春秋决狱”，而“春秋决狱”又来源于孔子“亲亲相隐”的法学大义。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相当篇幅，但也可以用有限的文字勾勒这一公案的义理。
父亲偷了羊，儿子要不要举报？在文明邦国看来，可以不举报，因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源于亲情的当然之理，是“法上之法”，符合自然法原理。西方现代法律也承认，当事人有犯罪嫌疑，亲属没有举报的责任，应回避。但在激进思潮主导下的国家主义“法律”中，规定必须举报，否则就是藏匿罪犯，属于犯罪。显然，“亲亲相隐”奠定了中华法系的文明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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