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化外之地出现过于血腥的习俗，太宗也出辣手更化其俗。
“采牲”杀人以死罪论
淳化元年（990）秋，峡州（今属湖北宜昌）长杨县，有庶民向祚、向收哥俩，收受了富人的钱财十贯，去“采牲”。原来，巴峡一带有一种风俗，杀人做“牺牲”用来祭祀鬼神。谁也不愿意被杀，于是有钱人就花钱招募人杀人，谓之“采牲”。向祚、向收这哥俩就谋杀了县民李祈的女儿，将割下的耳朵、鼻子、截断的四肢，拿来送给富人。结果此事被乡民告到县里。正好赶上著作郎罗处约奉使出使在巴峡，看到了此事，于是上疏。太宗闻言很是吃惊，下诏：“剑南东西川峡路、荆湖、岭南等处管内州县，遇到此类事，要告诫属下官吏，要小心侦查逮捕这类富人和杀手，以死罪论。有举报者，即以富人家财转赠。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上报，加罪惩罚。”
太宗对这类邪恶，不手软。
罗处约是一个有气场的人物，史称“形神丰硕，见者加重”，形象神态都有丰满高达气象，看到他的人都会敬重他。他文笔漂亮，也有思想，曾有论文《黄老先六经论》，大意说老子学说与孔子学说相近，没有冲突或矛盾。史称“人多重之”，人们都很看重这篇文字。他也有关于削减冗官的上疏，认为“三司”也即负责经济工作的独立部门可以重新划归尚书省各司，这样可以减少朝廷机构。上疏写得文采飞扬，时有佳句，如：“人者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法天地简易之化，建《洪范》大中之道，可以亿万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等等。
他应该是大宋较早提及“冗官”利弊的人物。此人还有诗才，与名流王禹偁、苏易简相唱和。但他在做荆湖路巡抚时，人称“欲以苛察立名，而急于进用”，想用苛刻的察举奠定名声，而又急着被朝廷大用，所以就在巡抚工作中，奏劾了很多官员，乃至于他一路下来，不少地方官被朝廷罢免了。史称“士论薄之”，士大夫的议论有点轻视他。
他死得早了点，淳化三年（992）卒，时年三十三岁。此人若有寿，应是一个用法严酷，汉代张汤式的人物。有记录说他是唐代酷吏罗希奭的裔孙。罗希奭在大唐天宝年间曾被宰臣李林甫推荐，与一个叫吉温的酷吏共同执掌刑狱。二人很快就弄出罪名，将一批大臣投入监狱，当时有个说法，叫“罗钳吉网”，罗希奭像钳子，吉温像罗网，这是厌恶这二人的罗织锻炼，致人于死罪。大宋酷吏较少，不喜欢用“重典”，但罗处约颇有乃祖遗风，他的存在是一个异数。
禁“生祠”
大宋法制，也比较注意着眼于“风化”。有那种于士庶风化不利的行径，朝廷会有人提出，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禁止。
有朝廷命官出使川蜀，发现剑南之地，有富人之家，多愿意招上门女婿，上门女婿与富人之子序齿，做兄弟行。等到富人死了，就一起分配富人的财富。于是，当地很多贫民人家就有男儿舍弃父母，出赘到富人家，成为当地一种流行风习。使者认为这种现象不好，“甚伤风化”，而且容易引起争讼，希望朝廷能下文禁止。史称“诏从其请”，下诏同意他的请求。
剑南这个地方，又有地方骄悍的庶民，为州郡县官有功德者建立“生祠”，为活人建祭祀性质的祠堂庙宇，还要刻碑歌颂。官吏有善政，管辖地区的人就愿意干这个事。但建“生祠”要集资，这笔钱就要在乡村市肆募集，于是有“掊敛”，聚敛、搜刮行径。史称“小民患之”，普通百姓深以为祸患。太宗于是下诏：州郡为州县长吏建生祠，禁之。
两浙各州，往往有人穿了奇装异服，拿着刀，吹着角，自称可以治病。这类人行走在乡间市肆，往往有人相信，事实上这是一批走江湖的骗子巫师。有人举报此事，于是朝廷也下文禁止，犯者以“造谣惑众”论处。
帝国法制有时会以“诏令”形式下达，如果照章执行，久之，就成为“祖宗法”，具有了稳定的“法令”性质。法令性质的诏令，大多涉及民生内容。
帝国有武备，制造弓弩就是一项。弓弩最重要的材料是牛筋，但牛筋事实上产量很低，一头牛只有很少很少的几根筋，而最好的牛筋则在牛脊椎骨两旁，产量更低。而牛是帝国农业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各地督敛牛筋，逼得紧了，就要杀耕牛。这在帝国是一种悲剧。于是太宗下诏，制造弓弩要节约牛筋，只在“纵理”，也即竖纹方向上使用牛筋，其他臂弓上的横纹等处，可以改用羊马筋替代。史称这道诏令一下，每年可以省下牛筋千万。
钻法律空子的“刁民”
“人心惟危”，大宋“刁民”是很会钻法律空子的。
有盗手持凶器，进入人家，事后破案，按法以“强盗”论处。但太宗朝时，有人知道大宋法律重证据，认为时过境迁，那凶器已经没法考证就在现场，于是自诉凶器在进入人家之前，放弃在户外，是空手进入人家的。
有司认为此事难于核定，就上报朝廷。
太宗“原情”，认为凶器是否带入，很难核实，但还是要以“强盗”论处。因为不如此处理，容易启发他人的“奸心”，也来效法。无论是否携带凶器，既然进入人家，非偷即盗，太宗此举，也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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