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纠纷中，庶民争田产，也往往钻法律空子，譬如，有些“刁民”，就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出头，到官府起诉。意思是由这个年龄的老人做“当事人”，不会遭遇拘禁，官司打起来，又不妨碍农活，而大宋还规定：老人不受杖责，即使官司打输了，也不至于挨板子。这样官府调查起来，会有很多麻烦，此举等于搅乱了公法。
太祖时，有个宋州（今属河南商丘）观察判官何宝枢，发现了这种现象，于是上疏，要求制度性处理：从今之后，七十岁以上不得参与刑事案件，有案情，要令家人代为起诉——但家中确实没有男丁，而处于孤老境界的老人不在此例。太祖接受了这个意见，从此制定为法律。
到了太祖乾德四年（966）六月，又下诏，规定：七十岁以上争田产，要令家人陈述案由，如果家人共犯，一家之中的尊者受过；但这位尊者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属于不被判罪者，则移罪于家人中的第二尊者。所谓法律规定不被判罪者，指的是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重病在身的人。
太宗时代，重申了这项法令。并有另外规定：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重病在身，这三种情况，如果有人告他们谋反叛逆、子孙不孝、同居之内被人侵犯，这三种罪名，可以受理；除了这三种罪名，其他罪名一概不受理。
雍熙四年（987），太宗针对老少“犯罪”问题下诏道：老人和孩子，不加刑罚，这是“圣人养老念幼之旨”。但是争讼之际，也不可不注意省察，因为奸险的诈术，也有多种途径。仗恃高年，就是其中一端。另外有一种犯人，知道大宋有案件审核制度，而且知道一审核，就可以拖，万一拖到“大赦”，案件就可以不了了之，于是，就不断“翻供”。这是更令大宋头疼的现象。
淳化四年（993），这种“翻供”现象，被提上议事日程。
有一位知制诰柴成务上言此事，大意说：
官员调查刑事案件，案成之后，要派遣差官审核录问，涉及执行大辟罪也即死刑罪前，更要派遣朝廷职员来监督判决、执行。这时候，往往有罪犯翻供，称冤。于是，又另外派遣官员重审。这固然是国家极为重视死刑的制度规定，但经过考察，发现这事也有弊端。有些罪犯犯罪至重当死，但因为多次翻供，赶上三年一次的大赦，就成全了他的奸计。即使不遇到大赦，反正是一死，闹腾一阵是一阵，也无所谓。蓬州（今四川营山）有一犯人贾克明，因为杀人案，前后被拘禁一年半，有过七次勘问审理，每次都认罪，但一经正法前的录问，他就翻供。但陛下英明，对此案做出“经赦不放”的决定，后来经过转运副使蒋坚白、提点使臣董循再次会同审理，才得到最终的处断。但在处理这个案子时，七次都要牵连证人，逮捕嫌疑人，有关的各州县都要追查前因，这些受连累的人太无辜了。期望今后朝廷、转运司、州府差官，审理案件，如果伏罪事实清晰，但到了录问时罪犯翻供，轻者，委派本州另外审理，重者由转运司在邻近州郡派遣官员审理。如果三次推问审理如初，当依法断案。
太宗将这个意见拿到大理寺详细讨论，要意见。
大理寺给出了法理依据：
根据《刑统》记录，唐代长庆元年（821）十一月五日有“敕”，也即唐律的补充法条，罪犯称冤，如果已经三度断结，不再属于重新推定的范围。以后就按这个法子，只要有过三次推问，就不再受理第四次。但如果罪犯告发本推官收受贿赂，推问不公平而称冤，则可以继续受理。如果翻供者所言不属实，除了本犯死刑判定之外，还要加罪一等。如果官员受贿属实，则官员在本罪外另加一等。如果囚徒称冤不虚，则第三度推官要在本法判定之外，加等贬责；第二度、第一度推问则按照降等次序处理。
这样，就将重罪案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处理公正。
大宋的文明，有司法成本。
太宗明白民间疾苦，也明白世风浇漓。因此，动用法律手段，保障民生之外，也注重风习的文明更化，是他继太祖之后，推演道义天下的方向之一。
《宋史。刑法志》有一段话评价大宋法制，立论公允。大意说：宋朝兴立，承接的是五代乱世。所以太祖太宗时代很用了一些“重典”，用来惩治奸恶邪僻的罪犯。但是每年都亲自审理案件，甄别案情，务求谨慎明断，整体上以忠厚为本。中原统一之后，礼乐教化越来越兴盛，士人在开始做官时，都要熟悉法律法令。君王一心以宽大仁政来治理天下，所以尽管立法条文很严，但实际用法却很宽恕。案件只要有一点疑问，在审核时往往都会得到减免。观察几代人下来，在这样连续的和平昌盛之际，天下士庶都乐于安生，难于犯法，而天下大治的规模很有传说中夏商周三代的样子。但是到了神宗元丰年间以来，刑书越来越繁杂，不久奸邪之人又得到了重用，于是，国家刑法政令就有了紊乱。朝廷南渡之后，大权旁落，州郡的小官员也可以专断刑法，而刑罚的宽大或严厉都在这些人身上。但是尽管如此，南宋的几代君王都知道“以爱民为心”，虽然不免失之于太过于仁慈软弱，但是太祖太宗遗留下来的遗训还没有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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