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齐贤嫉恶如仇，但对仆役下人又有优容的一面。
他在做江南转运使时，一日家宴，有一个仆人某甲偷偷地窃取了几只银器，放到怀里。恰好被张齐贤在帘子后面看到。他盯着他看，但一句话也不说。当时不说，三十年也不说，跟任何人都不说。后来他三次出任宰相之职，门下的仆役们也都有提升，而某甲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动。一日，某甲瞅了个机会，对张齐贤说：“某服侍相公您时间最久，但是比我后来到府上的，都得到了一个官职，相公您独独把我遗落，这是怎么回事啊？”说着眼泪都下来了。张齐贤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却来埋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某日，你偷盗我银器那事吗？我带着这个往事三十年，不告诉任何人。我现在做国家宰相，推荐百官，哪里敢以盗贼来蒙羞受辱？这样，念你服侍我多年，我给你三十万钱，你离开我门下，另外去选择一个安身之地吧。我现在揭发了你过去的糗事，你应该有愧，此地不可再留你啦！”某甲闻言，又震惊又害怕，哭着离开了张府。
君子、小人，永远会有。世界没有希望成为君子国，因此，这类故实就总有警世、醒世、喻世的意味。懂此理者，小人可以戒惕，君子可以守恒。
张齐贤读圣贤书，但他不是循循儒者，不是那种可以唾面自干的人物。
大宋言论自由，但很多人不大珍惜这种格局，借着可以自由说话的机会，多行诽谤之事。
“居官弛慢”与“清净之理”
张齐贤曾经以吏部尚书的朝官身份知青州，长达六年。治理地方很是“安静”，这是儒学和现代政治哲学肯认的较好治理模式，既不轰轰烈烈做泼天的政绩，也不绞尽脑汁做搜刮的恶事，地方诉诸民间自治，在“自发秩序原理”下，推演“无为而治”。但好大喜功之徒不喜欢这种“安静”模式，总要折腾点“动静”出来，于是与张齐贤有龃龉。有人就诽谤他“居官弛慢”，做官很懈怠，啥事也不管；很傲慢，啥话也不听。朝廷听说后，就将他从青州召回，免了知州之职。张齐贤对人发牢骚：“向作宰相，幸无大过。今典一郡，乃招物议。正是监御厨三十年，临老反煮粥不了！”过去做宰相，还好没有大的过错；现在执掌一个州郡，却遭到非议。这真是管理御厨三十年，到老了，反而不会煮粥了。张齐贤这话肯定是正话反说，他对“弛慢”说并不买账。
懂得“清净之理”，懂得“无为而治”的士大夫们听说这话后，对“弛慢”之说也甚为不满，认为持此说的人纯粹是对张相公的诋毁，史称“士大夫闻之，深罪谤者”。
张齐贤一生富贵，虽有起落，但不碍平安。晚年退休，不想再参与政事，做一个江湖散人。他在洛阳购得大唐中兴之臣裴度留下的午桥庄，一大片园林。这里曾经是裴度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名流宴饮盘桓的居所。张齐贤得到后，很愉快，经常在院子里与老朋友乘坐一小车，带着酒具，游玩，垂钓。他还另外造一卧辇，可以坐在上面，让人抬着，一边吃酒，一边看园子里庄稼的长势，醉了，就栖息在树荫下。他还写了一首诗给人看，诗云：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
裴度曾被大唐封赏为晋公；师亮，是张齐贤的名字。《续资治通鉴》说他“四践两府”，四次到两府，也即枢密院、中书省工作，一个是武职，一个是文职；“九居八座”，九次兼任八个要职，也即仆射、枢密使、六部尚书。
他对自己俗世的一生似乎很满意，但仍有内心的孤独。他似乎很明白当朝显宦们没有补天浴日的大手笔，甚至连寇准这样一等一的人物，他也不愿意再多来往。真宗朝大搞“封禅”“天书”，虽然有试图以此震慑蛮夷的隐衷，但读圣贤书的张齐贤视此为“怪力乱神”，不认为是治国正途。他给真宗上疏，没有得到肯认，于是有了退隐之念。所以午桥庄大门上题写着他的一个榜文：老夫已毁裂轩冕，或公绶垂访，不敢拜见。
老汉我已经毁弃了官服官乘，如果有当朝名公来访，老汉实在不敢相见。
他内心孤独，可能一生没有知音。
愿得制度狭小
沈伦，原名沈义伦，因为名字中的“义”与“赵光义”重合，避讳，所以改名为沈伦。
他在太祖时奉使到吴越，路过扬州、泗州时，因为“民饥”，饿死很多。沈伦回到朝廷，就说服太祖将当地的军粮储备拿出来赈济饥民。王师伐蜀，他做转运使，王全斌等将领竞相搜取民间财货子女，沈伦独居与佛寺“饭疏食”，吃粗粮素食。转运使，也是一方大员，有人就拿了搜取而来的珍异奇巧献给他，沈伦一概拒绝。东归汴梁时，他的囊中，只有图书数卷而已。
沈伦信佛。他的居处很卑陋，但他“处之晏如”，很泰然，无所谓。当时权要们都在设法冒着朝廷禁令，到陕西甘肃去购置大型木料，用来营造私宅。等到事情败露了，只好向太宗检讨。沈伦也曾为母亲购买西部的木料营建佛舍，于是也来检讨自首。太祖看见他一笑，说：“你不是破坏纪律的人。”太祖更知道他私宅还从未修过，就派遣中使带了图纸，为他营建。沈伦私下告诉使者说：“愿得制度狭小”，希望房屋构造不要太大，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同意，史称“不违其志”，不违背他廉节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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