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王可以吗？”
襄王，就是赵元侃。
寇准马上回答：“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最知道儿子的就是父亲。圣上的考虑既然认为可以，请立即决定下来。
于是，定了下来：襄王赵元侃为太子。
这事还有另外的版本，说立赵元侃，就是寇准直接提名。说太宗将寇准从青州召回，就是想“问后事”，所以才给他看大腿上的箭伤。但寇准回答：“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知也。”太宗不满意，坚决要寇准提名。寇准再拜后说：“臣观诸皇子，惟寿王得人心。”寿王，就是赵元侃，此时封襄王，正式立太子后，改封寿王。史官记录，往往以后封者为准。
史称“上大悦，遂定策”，太宗非常高兴，就定下国策，“以寿王为皇太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记录说：“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用寇准之言也。”虽然这条记录的时间不准确，但太宗立太子，寇准居第一功，是没有疑问的。
立太子，那是要有一番大礼的，很盛大。这种册立太子的“嫡子继承”皇位制度，从唐代中期以来，已经荒废很久了。现在，到了太宗时代，得到恢复。当太子从太庙回来，车驾走在街上，京师之人都聚拢来看，一个个都很喜悦，有人看到太子的丰仪，就说：“少年天子啊！”
后人有议论：“由此可见，真宗之立，不仅是太宗本意，也出于大臣之议论，庶民之推戴，而非出于太宗之私心也明矣。”
但寇准“刚猛威断”得罪人太多，后来遭遇诋毁，再一次让太宗不满意，二次罢官，去做邓州的知州了。这样，太宗病逝时，吕端独自承担起拥立太子的职责。这是后话，容当慢表。
太宗晚年，将吕端和寇准提拔为宰辅，实有作为顾命大臣的意图在。他这个决定，让大宋和平进入第三代，且持续性地步入太平盛世。
价值制衡
钱若水，是完全不同于所有名流的一位大臣。
他在宋初的“君臣博弈”中，以臣子的清望和独立，展现为前所未有的模型。他脱略了五代以来的积习，直接回到春秋战国，以一种孤傲清隽的人格力量，让君王不敢小觑。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在钱若水这里得到一次意味深长的铺垫。
至道三年（997）的一个夏天，太宗对钱若水说：“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跃马食肉，前呼后拥，延赏宗族，此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报国乎？”士大夫学古人经典，考举入官，遇到天时得到官位，穿戴官服，骑马吃肉，前呼后拥，朝廷荣赏连及宗族亲属，这风景，也足够得上荣耀啦。这样的士大夫，能不竭诚回报国家吗？
钱若水没有料到堂堂大宋帝王，会说出如此一番没有格调的意见。于是，他给出了一番格调高远的回应：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
高尚的士大夫，没有人会拿名位当作荣宠荣耀；忠正的士大夫，亦不会因为穷困或腾达而变异志向操守。陛下说的这些，因为有爵位、俸禄、皇上的恩宠，这才效忠于社稷、朝廷、皇上，这是中等以下的所谓士大夫才有的现象。
太宗羞愧，“然其言”，认为他说得对。
这是“价值制衡”的又一个有趣例证。
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士大夫所有者，价值，是一绝大权重。在任何一个有道邦国中，价值制衡，都是有效的。在价值沦丧、人性泯灭的无道邦国，价值制衡，不过是一个稀薄的梦想。而在价值被嘲笑，犬儒主义盛行的末世邦国，所有的试图诉诸价值制衡的士大夫，都是不明智的。所以孔夫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对于士大夫而言，在有道邦国，要有批评的勇气也即“危言”，要有正直的行为，也即“危行”；在无道邦国，要有正直的行为，但言语要小心谨慎，也即“言孙”。孔夫子甚至主张，“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国有道可以做官；邦国无道就藏身退隐。钱若水认为他所在的大宋邦国是有道邦国，故可以“危言”而且“危行”。而太宗也确实是一个有道君王，对他的“危言”，理解，认同。
但不久，正做着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被罢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这等于从一个军政职务改为文职官员。虽然文职很荣耀，但实际的军政权力没有了。这事也许与钱若水的一番孤傲直言有关。依钱若水的敏感，他不能不多想一点。
后来有个叫刘昌言的给事中被罢官，太宗对赵镕等人说：“看到刘昌言了吗？”赵镕回答：“经常能看到他。”太宗问：“他涕泣了吗？”赵镕答：“跟我们说话时，常常流泪涕泣。”太宗说：“一般都这样——当被晋用的时候，不能悉心做好在职之事，一旦被贬，又涕泣哀叹。”钱若水在旁，不喜欢帝王对士大夫的这种奚落，就说：“昌言实未尝涕泗，盖镕等迎合上意耳。”刘昌言其实没有涕泣，这是赵镕等人在迎合陛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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