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记录一故实，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李相昉在周朝知开封府，人望已归太祖，而昉独不附。王师入京，昉又独不朝。”宰辅李昉在后周时，知开封府，当时太祖赵匡胤已经有了很大威信，很多人都在攀附这位殿前都点检，只有李昉不去巴结。等到陈桥大兵进入京师，李昉又独自不去朝见。
这样，李昉就成为大宋建国的一个异数。
所以，初期，赵匡胤将他贬为道州司马。道州，在今天的湖南南部，与广东接壤。从汴梁到道州，有两千多里路。李昉上路后，步行，每天走十几里。同行有监护，问他，他说：“不急，等着，后面还会有诏命。”太祖知道后，下诏要他骑马去上任。他不去买马，去买了头驴，慢慢骑着去上任了。
后来又调到延州做别驾。延州，即今天的延安，那时属于边境地区。别驾，相当于通判，是州郡的第二或第三把手。按规定边境州官有三年期限，但到了期限，李昉不愿意往内地迁徙。后来朝中宰相向太祖推荐了李昉，说“可大用”。于是召他到兵部。李昉辞别了五次，不准，于是进京。但路上走到长安时，称病两个月，朝廷派来的中使催促他尽快回朝复命，到了洛阳，又称病一个月，而后才走。好不容易这才到了汴梁。见到太祖后，他在等待一个结局。没有料到的是，“上劳之”，皇上很是慰劳了他一番。李昉这才受到感动。仿佛卧龙先生被刘玄德“三顾茅庐”感动一样，于是，说了一句让太祖感动的话：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
臣此前只知为后周服务而已。现在愿以为后周服务的忠心为陛下服务。
史称“上大喜”，皇上大喜，说：“宰相不谬荐人！”宰相真没有胡乱举荐人。能得到李昉，太祖真心高兴。
李昉就用这种方法，“前倨后恭”，完成乱世之后，读书人的一点孤傲式自尊。看起来很可笑。与誓死不背叛后周的韩通将军比，他屈服了；但是与范质等人比，他扼守了一点士大夫的荣誉；与陶谷比，他坚守了不主动阿附的门限。值得庆幸并值得原谅的是，大宋乃是一个有道邦国，李昉此举，气节有亏，但不是附逆。文明展开，需要更多模型，李昉的模型，意味深长。
《后山谈丛》记载的李昉故实，与国史记录或有抵牾，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进入传统且有效传播的故实而言，文本可以独立获得独立的意义系统。至于如何鉴别“真伪”，需要思想史和辨伪学的双重介入。
与薛相一样，李昉并没有多少传奇故实，但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种倾向：明哲保身，立言自重。
太祖晚期，对赵普的“专断”有所警惕，当赵普被雷德骧、雷有邻父子弹劾时，他有了罢黜赵普宰辅的意思，更由于卢多逊与赵普不和，太祖也听到了更多赵普的坏话，因此，特别想听听后周宿臣李昉的意见。但李昉的回答很让太祖不满，李昉说：“臣职司书诏，普之所为，非臣所知。”臣的职责所在，主要是负责草拟书诏，至于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我能知道的。
太祖时，李昉没有做到宰辅。到了太宗朝，因为赵普、宋琪做宰相很久了，朝廷也希望能有后继者，但宰辅需要资历，在老臣中，没有人比李昉资历更老，于是李昉开始参知政事。赵普出镇河阳后，李昉又拜平章事，正式成为国家丞相。太宗一朝的“文治”，因为有李昉这样的文人参与，越来越有文明气象，距离五代乱世，已经越来越远。
李昉为相，在处理大宋与契丹的关系上，是“主和派”。他的名言就是：“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皇上要委屈自己，努力与契丹修好；尽量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
这一条原则，后来成为大宋诸臣中“主和派”劝谏君主的关键词，也成为君主自我标榜的关键词。
为了做到“弭兵息民”，李昉几乎不讨论北向用兵之事。几次应诏上书，也都是主张不用兵。对边备也不上心，更多的日常生活，都在“赋诗宴乐”。这样的姿态，连“布衣”人物都看出来了。于是有个“布衣”名叫翟马周的，就击响了“登闻鼓”，诉讼李昉这些事，认为他不适合做宰相。太宗听后，也适当地给了李昉一点“薄惩”。
一钱不值
李昉人很厚道，待人有“恕道”，史称与人打交道“不念旧恶”。乱世中，他看到了太多的睚眦必报，因此，在朝臣的位置上，他总是小心谨慎，“无赫赫称”，没有那种盛大显著的样子，很低调。但即使这样，还是被人嫉妒。陶谷嫉妒他，卢多逊嫉妒他，张洎也嫉妒他，尽管他对陶谷一让再让，对卢多逊从无一句恶语，对张洎更主动交好，但嫉妒，该来，还是来。
李昉与卢多逊平时很友好，但卢多逊多次在太宗面前说李昉坏话。有人甚至透露过卢多逊的背后毁谤之言，但李昉不信。直到李昉做了宰辅，太宗跟他说卢多逊事，李昉还在为卢多逊辩护。太宗忍不住说：“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直。”卢多逊平常把你糟践得一钱不值。“一钱不值”成语在此。
李昉这才知道他交了个什么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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