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王禹偁，熟读唐诗，也读圣贤书，有了与杜甫同样的志向。
他写诗道：“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我出生在了一个好时候，我的志向并不卑下，我要做到辅佐君王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我的学业，之所以辅佐君王的思想资源，根基在孔子和周公。周公名姬旦。
他志向“不卑”，因此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于是在做朝官之后，敢于在陈述意见时直言，讽谏很大胆。他知道自己的直言富有道义价值，甚至在诗中自诩“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我还要磨一把斩断奸佞的宝剑，打算自我开始树立一面直言的旗帜。为此，他甚至多次得罪太宗。
《端拱箴》与《御戎十策》
端拱元年（988），王禹偁被提拔为右拾遗，并直史馆。拾遗，还是谏官，太宗内心其实还是想听到他的直言。史馆是文职的荣誉所在，文臣在史馆工作，都有一种自豪感。王禹偁还是坚持初衷，不改直言之习。恢复朝官不久，他就写了《端拱箴》，文中很多犀利言辞，继续批评朝廷，批评太宗。他说：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开物成务，膺图授籙。爲君实难，惟辟作福。在以欲而从人，不以人而从欲。位既尊大，时惟开泰。渐忘焦劳，或生懈怠。乃有谏诤，乃陈箴诫，箴诫惟艰，斥君之过；谏诤惟艰，救君之祸……
天生黎民这么多人，要为之树立一个管理者。通晓各种事物者可以接受天命，成为君王。为君不容易，因为只有君王才能作威作福。所以君王要以自己的欲望服从他人，而不能以他人的欲望服从自己。但是在君王这个位置上久了，年景也好了，君王就会渐渐忘了过去的焦劳，有时就会生出懈怠之心来。于是，有我们这些谏官的谏诤，陈述古往今来的道义；谏诤的艰难在于指斥君王的过错，谏诤的艰难也在于救护君王的灾祸……
他的意思是君王生活过于奢靡，其实这个指斥并不真实。宋太宗在历代君王中，生活可能是相当平衡的。他不奢侈，也不作态故求简朴。后宫连粗人宦官都算在内，不过三百人。但太宗对这类批评，心里有数，所以一般也不苛求。收到他的《端拱箴》之后，还给他加官，做左司谏，知制诰。
王禹偁过了一段风光的日子，还给皇上献了《御戎十策》，讨论边庭战略。大意说“外任人，内修德”，边防线上要多布置间谍，离间西北外患之敌。
又赶上一个灾年，冬旱，王禹偁上疏，认为这种天象意味着“君臣之间，政教有缺”，他要求，对外，停止每年要购买物资，对内，则停止工巧之技。近来城外掘土，往往破毁人家的坟墓，要重新礼葬填埋。外州有些发配的罪犯，如果不是贪赃之罪，可以释放。他还要皇上下诏，从皇上开始，下至百官，再到不担任宿卫的军士，边庭将帅，都要减少俸禄，以此来上答“天谴”，下服“人心”，每个月递减，一直到雨足而后停止。还说他自己在朝臣中，虽然家最贫，俸禄也最薄，但愿意带头减少俸禄。他认为用这个办法，“但感人心，必召和气”，那样就会解除冬季干旱问题。
带头减少薪俸，这个新鲜。但太宗并未采纳。
道安尼姑案
几年之后，庐州有个尼姑叫道安，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状告一个人：她的弟媳妇。具体案由，今天已经很难复原，但知道的结果是：所告不实。也即诬告。恰好这个道安的弟媳妇是名流徐铉的妻子的外甥女。当时徐铉知道此事后，可能给开封府判官张去华递了条子，于是张去华没有判道安弟媳妇的罪，反而把道安从开封府“械送本州”，作为诬告犯罪分子，戴了刑具，遣返回庐州了。道安不服判决，又再次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击登闻鼓，状告“徐铉以尺牍求情，去华故不为之”，徐铉给开封府写信为他太太的外甥女求情，所以开封府判官张去华故意不治理此案。
这事惹恼了太宗。他痛恨冤案。于是交大理寺“推问”。王禹偁恰好刚刚提升为这里的主管。但王禹偁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此案就是道安这个尼姑诬告，没有影子的事；徐铉、张去华是干净的。太宗不放心，又经过刑部宋湜等人复审，结果是继续维持原判。递上来的结果是：张去华审判正确。
很奇怪，太宗不想给道安治“诬告”罪，猜想他的心思可能是：这一伙子人，徐铉、宋湜、王禹偁、张去华，难免不勾结一气，欺负人家一个女尼。于是“有诏勿治”。别人听了这个结果也倒罢了，但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他再次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而且连宋湜、徐铉、张去华一道贬。徐铉已经很老了，遭贬不久病死。
太宗对王禹偁是又烦又爱。他知道这个文人性格刚正不容他物，就告诉宰相要告诫他。然后重新提拔他做了朝官，并直弘文馆。
但王禹偁做官久了，俸禄确实不高，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于是要求补一个郡官，多一点收入，以便于奉养老人。于是皇上又命他知单州，并赐钱三十万。他到单州才十五天，又被召回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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