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之变”为何影响大？主要原因是，王小波以十世纪末私营茶商的政治洞察力，天才地提出了“均贫富”的政治主诉求，犹如现代广告语作用于消费者购买欲望的“金句”，一下子击中了巴蜀庶民，乃至于人类潜隐着的欲望：“我，也要富有。”
百多年后的洞庭湖民变首领钟相，也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主张。
就“天道”，而非“人道”而言，这是再正当不过的欲望诉求：富有，是正当的；均贫富，也是正当的；《老子》论“天道”“人道”，有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按照“天道”，没有人理应在贫困中生活；也没有人理应在剥夺贫困者以后在富有中生活。但解决这个生命难题的全部秘钥都在于：如何富有？经由何种手段达致富有？国家是否提供了正当富有的规则？如果国家暴力剥夺了我可能富有的机会，让我富有无望，我应该怎么办？假如我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如何在政治治理条件下“均”天下之“贫富”？更重要的：让天下人人均有、均富，是可能的吗？
王小波与钟相，用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回答：
如何富有？抢劫。抢劫的对象就是官府与富人，将其财产收归我有。
经由何种手段？战争。只有战争胜利，才能成功抢劫。
国家是否提供了正当富有的规则？没有。因为我走向富有的“谋生—竞争”活动没有政策法律的保障。
如果国家暴力剥夺了我可能富有的机会，让我富有无望，我应该怎么办？造反。只有造反才有可能让我富有。
假如我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如何在政治治理条件下“均”天下之“贫富”？不知道。
让天下人人均有、均富，是可能的吗？不知道。
这样，就与帝国诉诸秩序的政治管理发生了冲突。
王小波为何发动变乱？按近代流行意见，一般以为是中央财政对川蜀地区剥削过重。但事实恰好相反，《续资治通鉴》明白记录：川中“赋税轻”。这是因为太祖收复川中后，对孟昶的后蜀经济政策多有调整，很多捐税都免了。川中，就像一个享有多种优惠政策的“特区”。几十年下来，与中原地区比较，赋税轻得连朝廷的财政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要求增加赋税。
《续资治通鉴》记录说：
三司尝建议剑外赋税轻，诏监察御史张观乘传按行诸州，因令稍增之。观上疏言：“远民易动难安，专意抚之，犹虑其失所，况增赋以扰之乎？”帝深然其言，因留不遣。
大宋财政部曾经建议：剑外也即川蜀赋税很轻，应有调整。于是太宗下诏令监察御史张观乘驿站车马前往，巡查川蜀诸州，并视情况做些增税的调整。张观上疏说：“远处的庶民容易动，不容易安；即使是专门去抚慰，还要担心哪里做错了，会得不偿失，何况增加赋税去扰民呢？”太宗认为他这一番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留下张观，不再派他下去。
所以，“剥削地方”似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充分必要理由。
还有着一种很具体的说法。在“剥削地方”中，主要是在茶叶方向上的盘剥。是川蜀茶叶市场被国家垄断，导致茶农王小波等谋生困难，于是起事。
这个说法源自苏轼的兄弟苏辙《论蜀茶五害状》。苏辙说：“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
这一段话，研究“李顺之变”的朋友耳熟能详，大意说：川蜀之地的“榷茶”从五代后蜀孟昶时开始；到宋太祖时罢免，民间可自由买卖茶叶；到太宗淳化年间，大臣有了牟利的建议，于是又有了“榷茶”规定。这就导致了王小波、李顺等人，因为失去了贩卖茶叶的工作，生活穷迫，于是开始了剽掠抢劫。川蜀之民，有了水深火热的日子，很久才平定。从此以后，朝廷才规定民间可以贩卖茶叶，只根据卖出多少缴税，税不高，而商业流通，国家民间都有不小利益。
苏辙认为“榷茶”是导致王小波起事的原因。
但“榷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
榷茶
中国“榷茶”始自于唐代中期。宋太祖时也并非“茶遂无禁”，相反，对茶叶的税收，各地都有推行的规定。史上记录就有：建隆三年（962），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郎中，刘湛奉诏在蕲春（今湖北黄冈）“榷茶”，“岁入增倍”。乾德元年（963），慕容延钊收复荆南后，“赐湖南民今年茶税”，这也就意味着“明年”以后，茶税是不能免的。乾德二年（964），初令京师、建州、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又在各地置场十四个，岁入百余万缗。开宝四年（971），殿中丞桑埙被降职，原因是他在做沿江巡检时，私自取消了“榷茶”。开宝八年（975），对茶叶的税收或经营额度有了具体数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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