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也许约略听到了潘阆的狂悖，也许没有听到；但就在他答应王继恩给潘阆官做的时刻，应该是想起了“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贬黜王继恩，但将任命潘阆的诏书追了回来。这就等于做了一个姿态给王继恩看：你，不得干政。
宣徽使与宣政使
平定“李顺之变”后，王继恩作为招安使，前线总司令，当时朝廷讨论封赏时，中书宰辅和诸臣，都认为他有功，议论给他一个宣徽使来做。宣徽使，是宣徽院的主任；宣徽院掌管内侍户籍，略相当于中央机关人事局长；又掌管祭祀大典，略相当于文化部长；还掌朝廷会议、宴会等，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由来已久，唐、五代就有设置，一般还就由宦官充任。但太宗觉得王继恩做这个不合适，他说：“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
他认为这个职务很容易走上“执政”，所以不同意。但可以给他一个别的官职来做。
但宰辅认为王继恩平蜀功高，不这样封赏，不符合封赏的规章制度。太宗发火，深深地责备了一通大臣。然后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论如何处理。最后议定专门设立一个“宣政使”给王继恩；与此同时还设立了“昭宣使”，都是宦官中的高级品阶，正六品，但“宣政使”班序在“昭宣使”之上。另外给王继恩一个“遥领”防御使。
至道二年（996）春，又有布衣韩拱辰到朝廷上言，认为“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止得防御使，赏甚薄，无以慰中外之望”。“秉机务”，就是要执政。太宗闻言大怒，认为这位韩拱辰先生“惑众”，将他“杖脊黥面配崖州”。
大臣和庶民要求封赏王继恩，都有“上怒”，太宗大怒的记载。浏览太宗一朝，看他回应言事臣庶，很少发怒的记载。这事发怒，有意味。
太宗一如既往地保留了“曲突徙薪”的智慧，这就消弭了“焦头烂额”的可能。宋人吕中评论王继恩平蜀事，颇精彩：莫难于除盗，尤莫难于盗已去之后。故既命继恩以讨之，复命张咏以抚之，始威终惠，两得之矣。抑继恩宦者，使之掌兵，得无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继恩虽有功而不敢骄，虽不与宣徽而不敢怨，太宗盖有以处之也。其与童贯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无以制之之道异矣。使当时不知所以制之，愚恐无夷狄之骄，亦必有宦官之祸矣。
平蜀之事，没有比扫除盗匪更难的了；但是更难的是扫除盗匪之后。所以太宗开始命王继恩征讨盗匪，后又命张咏抚慰川中，开始于凌厉之兵威，终结于和惠之仁政，两个方面都有成果。但王继恩是个宦者，要他掌兵，难道不会陷入唐代那样的宦者掌兵左右天下局势的弊端吗？但是考察下来，王继恩虽然有功，但不敢如唐代那些宦官似的，对上傲慢；虽然不给他“宣徽使”的职官，但他不敢发牢骚。太宗一定是有办法处理这事的，太宗的办法与后来徽宗时，童贯手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没有办法驾驭他，完全不同。假使太宗当时不知道如何统御王继恩这样的宦官，恐怕即使没有夷狄的骄狂扰华，也必有宦官的骄狂祸华了。
追回任命潘阆的诏书，就是制御宦官干政的办法。后来又派出另外一个大内宦官卫绍钦前往川中与王继恩“共同带兵”，等于在分权。更在川中大致平定后，立即任命张咏治蜀，而不任命王继恩治蜀。川中撤兵前，又派出张鉴、冯守规带着空白诏书，分掌原属于王继恩的临时任命权。有功之后，不授他执政之始的宣徽使，而另外特设一个“宣政使”职官；“防御使”的军职也只是遥领，而非实际差遣，凡此种种，都是太宗“曲突徙薪”，有意处置之道。王继恩之所以没有成为童贯，原因在此。
有人认为“宣徽使”“宣政使”不过一字之差，太宗在此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实质差不多。这个意见没有弄懂太宗此举事实上含有控驭之道。“宣徽使”由来已久，职权相应，其权，联系宫禁与中书最为便捷；而“宣政使”则是临时设置，有职无权，若无具体“差遣”，等于无事可干，很大程度上属于荣誉职称。看上去与“宣徽使”是一字之差，但就是这一字之差，其“名”不同，其“器”也不同。“宣政使”不见于宋之前，玩笑一点说，犹如“弼马温”不见于各类职官表，因此这属于不承认宦官进入大宋传统职务的一种权宜性设计。
王继恩在蜀，手握重兵，到处摆威风。宴饮取乐之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倒也罢了，还要奏乐。他爱下棋，还备有专人负责带着棋盘棋子。所以上行下效，侍从们也一个个威风凛凛，恣意作恶。平叛的官军，成为害民的兵匪。
所以王继恩平蜀，有功，也有罪。
陷名将马知节于死地
王继恩在川中，还有一大劣迹，挤对名将马知节。
马知节有父风，他的父亲马全义在太祖一朝作战勇猛，马知节更有全局观念。有一年，他知定远军（今属河北东光县），当时有议论，定远军储粮多有霉变，因此要调发河南十三个州的民夫转运粮饷，河北转运使樊知古负责此事。当二人商讨此事时，马知节提出：“定远军兵士不多，但粮食还不少，将腐烂变质的部分簸筛干净后，估计还能得到十之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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