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恩分兵“讨贼”之后，张咏计算城中“以盐易粮”，所有积蓄可以支用两年，就上奏请求罢免陕西粮草转运。
如此一来，陕西民力得到宽解。这是太宗非常在意的大事，对诸臣高兴地说：“过去益州每天都请求转发粮草！转发粮草！张咏到了没有几天，就有了两年的储备！这样看，此人什么事办不成？朕从此没有忧虑了！”
虎翼卒谋反
王继恩麾下也有一位宦官高品，名叫王文寿。所谓“高品”就是宦官中有高级职称的人物。此人性急，带着两千禁军中的一支“虎翼卒”到遂州“讨贼”时，督促部下甚为严厉，这就惹恼了“虎翼卒”中的士兵，指挥使张璘察觉到士卒怨气不小，于是有了“做大事”的谋划。当时“大蜀国”元帅张馀还有部众十万左右，势力不算小。张璘认为如果能与张馀合兵一处，灭王继恩，应该不算难，而后就可以占据成都，分兵取益州各个州郡。如此，把断剑门、扼守夔州，川中就别是一个独立邦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取这一票富贵，也不枉世上走了一遭。一天晚上，高品王文寿正在高卧，于是，张璘派遣了几位勇悍卒子，“排闼径入”，撞开门，直接进入，就在榻上取了这位高品的首级，送给张璘。当时天色昏黑，张璘还担心这是不是王文寿的脑袋，燃起火炬来辨认。然后说：“是也。”这才放心，于是放心投敌。
张馀此时在嘉州（今属四川乐山），而张璘在遂州（今属四川遂宁），两地相距约五百里。遂州在成都东南一偏，嘉州在成都西南一偏，二地与成都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张璘以王文寿头颅做投名状，率麾下五百人投靠张馀，试图借助变民势力再打回遂州，复取成都，慢慢逐鹿巴蜀。王继恩，在他眼里不算什么。
二人合兵后，史称“贼势甚盛”。消息报到朝廷，太宗大怒。下令将五百士卒的妻子儿女全抓起来，甚至动了“诛之”的念头。近臣有人出主意，把军营中这些士卒写往家中的书信全都找出来，让家属写回信给他们，然后派遣使者前往嘉州招抚。士卒们知道家眷平安，一定会重新归附朝廷，并可因此而破贼。于是，照此做去。果然，嘉州士卒中有了动摇，不久，就有骁悍的勇士砍了张璘的脑袋，装在盒子里，送给了王继恩。
王继恩就让这批曾经走过嘉州的“虎翼卒”为向导，从遂宁向嘉州挺进。一路流畅，所过州郡全部平定，前后招降变民近三万人。
其他州郡也在一个个平定中。
在眉州，还擒杀了“大蜀国”的“中书令”吴蕴。
王继恩部下的大将杨琼、宿翰等人，攻城拔寨，战功越来越高。但没有多少人瞧得上西南招安总司令王继恩。他统御军队没有更多方略，因此，下属往往“恃功暴横”，仗恃着有功而暴戾强横。
张咏担心有一天大军还师，万一有士卒弄“阴谋拥戴”那种意外之变，风景不免恐怖。于是给太宗上了一封密奏，请朝廷尽快派心腹近臣“可以弹压王师”的人物，来川中分别屯扎师旅。
张咏的优秀往往体现在这些地方。他思考问题不仅仅是“知益州”职责范围，而是帝国职责范围。他总是在替帝国思考问题。
诏按其罪与封驳诏书
淳化四年（993）九月，王小波已经起事，张咏与向敏中已经被朝廷重用。张咏进为给事中，是秦汉时的职官，历代沿续，但功能略有变化，要旨是“封驳”。五代宋以来，不仅有“给事宫禁，以备顾问”的意思，更隶属于门下省，也即宰辅管理部门，其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太宗要张咏做给事中，所有诏令、敕令，都要他与向敏中预先审定，而后颁行。
当月，就有一事要张咏审定。
雍熙北伐失利之后，太宗任命了一批元老做节度使，其中之一是宿将张永德。他在代州做都部署，也即北边前线总司令。这时，有个小校官犯法，张永德鞭笞他，最后导致小校死亡。太宗知道后，“诏按其罪”，下诏，按律法给张永德定罪。但这份诏书到了张咏这里被按下，理由是：“永德方任边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他担心的是因此会养成士卒更为骄悍的习气。五代以来，不是士卒怕藩镇，而是藩镇怕士卒。谁也无法预知哪里会冒出一个不怕死的士卒，为了一票富贵，铤而走险，杀死主帅，或是拥戴主帅。张咏担心的是这个方向。五代乱世，藩镇割据，种种野蛮风景，长久地让关心帝国前途的人忧心忡忡。太宗总结太祖防患未然的智慧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里说的“事”，主要就是藩镇割据之“事”；这里说的“防”，也主要就是裁制藩镇割据之“防”。大宋帝国三百年，历代帝王都懂这个，成为“赵宋祖宗家法”。而历代“社稷臣”也懂这个，成为“曲突徙薪”的大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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