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没有“死者甚众”这四个字，而且还有“既出”才纵火的说法，好像已经安排了太原市民的妥当去处，没有遭遇反抗。但考虑到人性，考虑到人性中对私有财产必有捍卫之心的倾向，《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当时必有抗命者，遇到暴力强拆，定会以死抗争，不然如何会死人？此事不容回护。赵炅毁太原，自有政治家的责任担当，是抑制藩镇的战略总规划之一部分。但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此举实是侵害私有财产权、剥夺庶民生命权的一大罪恶。
乾隆皇帝曾有《御批纲鉴》一书传世。书中对历史故实的评点良莠不齐，对大宋君臣也多有嘲弄，但他在论“毁太原”一节中所论，我同意。他说：“仁者之师，应该救民于水火之中。现在宋师却纵火害民，这是什么居心？这事跟太宗行事也太矛盾啦，当初围城没有攻陷时，还能顾虑城破之际屠城会杀伤很多人，因此颁下大义谕旨，劝降河东主。现在这些‘趋门不及者’，难道独独不是当初所不忍心加害的良民吗？”
“仁者之师”的说法出自孟子。乾隆以亚圣的意见批评赵炅，立意甚高，值得嘉许。
（二）因噎废食。
太原被毁，确实抑制了藩镇的生长可能性，但同时减弱了中原北部一座规模闳敞的军事要塞的守卫功能。后来的太原城市规模与老太原已经不可比。所以一百四十六年后，金兵来侵，志在太原，太原守将王禀守卫二百五十多日后，还是被金兵攻占。王禀的故实气壮山河，极为精彩，我将在后面的书中说到。现在可作一遐想：假如北汉都城老太原，原来规模不变，势必将大大增加金兵攻占的难度。故今日太宗这一决策，堪称史上政治败笔之一。就政治荣辱而言，是太宗之耻，一个抹不去的政治污点。
事实上，可以不必毁城。太祖时代已经实现文官权知制度，太宗事实上也在推行这个制度。如此推演的结果已经足可消弭藩镇大帅们的割据之念，并从制度保障上杜绝了割据之可能。太宗这种出于政治恐惧，而不惜支付过高成本的预防之举，像所有政治家的此类荒谬一样，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都是一种“政治不成熟”。帝王时代的非理性结构，不适合做现代性诊断，但也不妨说，即使就普遍性之“政治智慧”而言，赵炅此举，也“过”了，而“过犹不及”。这与他一生在政治平衡中奉行中庸大智慧的故实比较，显得很刺目。
第五，安排文职官员。
刘保勋知并州外，太宗还安排其他文人出任原北汉州郡各级地方官。
太宗坚持乃兄太祖的职官政策：文官权知，武职带兵，一律由朝廷任免。文官执掌政务，安排判官副署；如果带兵在外，就安排监军副署。看上去如此简单的制度性设计，如果了解唐末以来，五代乱世的藩镇世袭，权反在下的军政故实，就知道，这类安排几乎是革命性的。神奇的是，大宋在实现这类革命性转型时，几乎没有遭遇流血。
所谓“副署”，就是主管一把手签署文件，要有二把手或三把手同签才有效。知州签署，通判副署；主帅签署，监军副署，这样，就等于给主管做了分权处理，也是克制专断的必要手段。
但在太原这次人事安排之后不久，出了状况。
有八个朝廷官员分赴诸州，其中，右赞善大夫臧丙知辽州（今属山西左权县），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今属山西吕梁市）。因为这些地方都在边境，属于军事要塞，因此给他们各自都配备了军队，并派出了监军。
不料马汝士与监军不和，一天晚上，腹部被一柄利刃穿入，流血而死。地方报上的审验结果是：自杀。
但远在四百多里地外的臧丙知道此事后，迅即上疏，认为马汝士绝非“自杀”，愿意来调查此事。
这时，太宗已经与契丹在幽燕之下完成了一次较量，失败而归（故实容当后表），闻言大惊！才派出去的知州能被人所杀？于是当即派出使者去弄清事情原委。然后，又将臧丙召到京师问询他为何关心这件事。
臧丙说：“马汝士在石州担任牧守之责，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大的罪过，何至于自杀？故臣判断此事必有冤情。如果冤死不明，警卫者又不被处分，那么从此之后，书生权知地方，谁还敢来？谁还能踏实地治理边郡？”
太宗闻听此言很愉快。事件与监军有关，得到公正处理。
“乘胜取燕蓟”
平定太原一个月之后，在三军将士焦急地等待赏赐的日子里，太宗按照出发时的路线回到了河北镇州。将士们也有点纳罕：如果回京师，可以直接走晋中、晋南，过黄河，进入汴梁啊，干吗绕远五百里走镇州啊？
车驾到镇州后，太宗召集诸将说了自己思考“成熟”的想法：“乘胜取燕蓟。”趁热打铁，乘着扫灭北汉的余威，收复幽州、蓟州（今属北京、天津）。
消息出来，三军失望。他们不想再打仗，只想得赏。
中唐、五代以来，战必有赏，而且一把一结，当场兑现，甚至期盼预先颁赐的余风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是战后颁赏，不独是五代惯性，也是历史惯性。主战者吝于赏赐，经战者人心不平，是平情经验。太宗并非吝啬，而是企图两场战争之后一并颁赐。可是将士们无此“觉悟”，更不这样思考。这就误解了事件的逻辑。有意味的是，经由太祖时期的慢慢改造，将士们对恢复汉唐旧疆的价值诉求也有了感觉。所以在反对东征时，诸将不大好意思说“不赏不战”，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师疲饷匮”，军队已经疲惫，粮饷已经不足。史上的说法就是：尽管“人人有希赏意”，人人都有期盼赏赐的意思，“然无敢言者”，但是没有敢说求赏的人。太宗看出诸将“皆不愿行”，但他想想石岭关一役，郭进将军剪灭契丹万余人，就觉得战胜契丹不是太难的事。况且“惟有战耳”一句话，让现在两家已经闹翻，听说契丹正在异动。与其等待来而战之，何如往而战之！更重要的，太宗人格特质中，有好大喜功之倾向，这一倾向，直到很后来才有所收敛。此时的太宗，似乎只有向前、向前、向前一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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