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林语堂在先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按：林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
周黎庵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逮捕了许多人。而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曾到周的办公室请周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轻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等将来一定给你写。”
晚年，周作人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淡然地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佟韦回忆：“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对任伪职事不愿多谈。……我曾有意与他谈谈这个问题，……但基本上失败了。有一次……提到此事他面带愁苦的表情，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愿谈。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则说‘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他做的好事……他也一句不讲，似乎没有发生过，又似乎已经发生了，但过去就过去了，不再值得讲了。”
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胡适：“（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
【悲观】
1923年7月，与鲁迅反目后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一文中写道：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使得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10月1日他发表《青年脆》一文，“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谓“脆”就是死亡率高。
这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1932年，曾有“吾家予同”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为“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时，作打油诗二首。其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到北平接家眷，同时受中研院与北大委托劝说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与周见面，但每次周总说南下有种种困难，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佛缘】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夜半，一位堂房的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呱呱落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后来竟变成了老和尚。此后，周作人就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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