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生病住院期间，便开始研读佛经，并且读经颇多。鲁迅在周作人住院期间，经常前去探望，给周作人带去佛经，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常特地去给周作人买经书。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研究者认为，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文学】
周作人与长兄鲁迅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寄售，半年过去，第一册在东京销售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一册多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也仅售出二十册上下，再无人问津。鲁迅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有很大区别。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翻译小说，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后更名为《空大鼓》。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说自己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作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政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中谈到写作的原因，是“寻求想象的朋友请他听我的无聊的闲聊”，是“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安慰”。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说，这年冬天特别多雨，他常希望这种天气，“在江村小屋，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有人谈鲜花，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但如今不能实现，只好写文章了。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他对作品的选择不拘一格，翻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在女子解放问题上与易卜生意见迥异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
周作人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阿英称之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汪静之诗“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极力推崇。周说“这是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诗情的精神”。
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来都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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