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常年对付西夏，有一要塞名清远军（今属宁夏同心县），在一次战事中失利。辖境知州石熙政上言，认为此役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朝廷素不留意”，因此要求增益边兵几万人。
真宗接到奏章后说：“西边事，吾从未敢忘记。石熙政离我太远，他不知道朕的想法啊。”
枢密使周莹就来讨好说：“清远军一时失守，是因为将帅不和。石熙政敢如此出言不逊，一定要给他个罪名。”
真宗说：“群臣中有如此敢言的人，也很难得。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如果一定要加罪，以后还有谁敢于直言呢？”
于是，不但不罪，反而下诏书褒扬嘉奖了石熙政。
“求直言”，是真宗一朝，事实上也是大宋各朝一贯的国策。
真宗即位之初，史称“首下诏求直言”，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下诏“求直言”。
贬谪近臣
真宗一个近臣名叫边肃。“五年战争”期间，边肃出知邢州（今属河北邢台），此地屡次遭遇地震，城堞摧毁，没有守备，而邢州当时兵力有限更无法出击。当时真宗在澶州，知道此地形势严峻，就给边肃下了一道密诏：“若邢州不可守，可根据形势南下保其他州郡。”
边肃得到诏书秘而不发，都督丁壮登城，周围几个州郡都壁垒不出，老幼奔邢州者，边肃都把他们放进来。然后大开城门，让所部兵马列阵，从城里到城外，穿过城门，做出待机出兵掩杀的姿态。契丹来到城下，边肃与契丹在小范围内接战，小胜后，不出击。契丹莫测，不知这是个什么战法，围城三日，退去。
边肃因功被擢为枢密直学士，徙宣州。后来又出知天雄军，徙真定府，累迁给事中。但边肃以前曾经私自以公钱做边贸获利，进入私囊，还派遣属吏强买民羊等。等他做了朝官，被人告发。真宗知道后，不想让他得到被审判的结局，就派遣官员带着揭发他的奏章给他看，边肃服罪。因为他过去有守卫邢州的功劳，就连夺他的三个职官，贬谪为岳州团练副使。
到了天禧元年（1017），国家有大赦令，要边肃知光州。
当时的刑部上奏，认为他是贪污犯，似不可赦。真宗说：“边肃在邢州时，正赶上契丹侵扰，朕曾屡次诏令可以弃城，进入南部大郡自保。但边肃能固守，颇著成效。虽然犯有贿赂之罪，但赶上赦宥还是赦宥吧，所以特意给他一个州郡。”
但是边肃始终没有回到朝廷做官。
老臣向敏中曾经对宰辅王旦说：“边肃是我们的同年，现在受责遭贬已经多年，丞相可以稍稍提拔一下他吗？”
王旦说：“边肃为皇上近臣，因为贪污而败，岂能更为升职奖拔？”
但是向敏中还是多次来说这个事，希望能得到更宽大处理。
王旦说：“我王旦并非对自己的同年无情，公如果一定要用他，要等我王旦死后才可。”
向敏中这才打消了援助同年的念头。
真宗朝，可能是宋帝十八朝中贪渎案例较少的一段时期，但从国君到臣辅，对此类官员，继承了太祖太宗两朝的风格，必加贬谪处理。真宗与太祖太宗的不同在于，他更多诉诸于羞耻心，让贪渎者自省，然后给予降职处分，并与臣辅采取一致措施，控制使用，但较少动用极刑。
反对酷刑
真宗践祚之初，对近臣说：
“朕乐闻朝政阙失，以警朕心，但是看到的臣僚奏章，多是自陈劳绩，大多说自己如何严厉治理。在我看来，这就是以此来获取‘干练’的名声。但国家政事，自有大体，如果能做到不严而理，不肃而成，这才叫作善！岂可以惨酷虐待下面，来邀为己功呢？这样的官员，让他到地方去‘临民’，徒伤和气。此辈真酷吏也！”
酷吏代代有，真宗不喜欢。虐民朝朝见，大宋有禁忌。
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又对宰辅说：“我听说永兴军（今属西安）陈尧咨用刑峻酷。关中之地，近年来多次丰收，此际更应该宽抚地方，不宜严急。有一个叫窦随的人，在那里提点刑狱，总是伺察人的过失，然后激怒处理，他这是想叫内外都畏惧他。这事不可不责！”
然后，窦随受过训导后，转徙他地。而陈尧咨引导一条沟渠进入治所的城内，便于民用。有诏嘉奖他的治水成就，但诏书中又说：“决渠济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你陈尧咨开掘沟渠周济城内士庶用水，很好，但是不如省刑来安定地方士庶人心，更能符合朕的愿景。
真宗一向反对酷刑。
大中祥符四年（1011），内侍杨守珍在京东捕获盗贼，向应天府发文，要造刑具“木驴丁架”。州府将此事上报朝廷，真宗认为此事“非法”，于是派遣使者到州郡告知：不得制造惨虐杀贼之具。
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是这位内侍杨守珍，在陕西都督剿匪，抓获贼盗后，上表请求：罪行严重的，请凌迟处死，以此警戒凶顽。真宗回信说：“法有常科，岂于安平之时，而行惨毒之事！”法律有正常规定，岂能在和平之际，行惨毒之事？于是诏令杨守珍要将捕获的盗贼送到所属部门，“依法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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