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中祥符年间，诏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以及同修宫使李宗谔等人宴饮，真宗向李宗谔劝酒，李宗谔坚辞，说自己醉了，又说天已经黑了，臣要回家啊！真宗就让中使悄悄地走近李宗谔，附在他耳朵上说：“此间不须从门扉下出。”李宗谔惶恐致谢，史称“上笑而颔之”。这是真宗在有意用这个小小恶作剧“讨好”李宗谔。随后，当着诸臣，真宗说：“听说爱卿至孝，宗族人口不少，但你能与整个家族友好和睦相处，家声不坠；朕现在保守太祖太宗的基业，也很像爱卿你管理家族的样子啊！”
又对李宗谔说：“翰林，是宫中清华之地，前贤在此工作，有不少故事。爱卿父子都做过翰林，一定周知这些故事吧？”李宗谔正好在写一部关于翰林往事的《杂记》，第二天献给朝廷，真宗手诏褒奖、答复，将书藏于内署。
不察有罪
宋代有“四大名著”，分别是《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前三部完成于太宗朝，最后一部完成于真宗朝。
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枢密使王钦若等人完成了新编修的《君臣事迹》一千卷，真宗亲自作序，赐名《册府元龟》。
第二年五月，真宗出示一份手札给所有的编修官，详说书中一事道：“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宣威禁暴，以刑止杀。今凶谋发觉，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材。《春秋》息侯伐郑大败，君子以为‘不察有罪’，宜其丧师。今张杨无威刑，反者不问，是不察有罪也。可商度改定之。”
《册府元龟》记录宋代之前历代君臣的事迹，结构上分为若干门，其中一门为“仁爱门”。张杨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将军，曾与袁绍合兵讨伐董卓，但是被匈奴单于捉住送给董卓，董卓用他为地方太守。他官至大司马，与吕布友善。曹操征吕布，他策应吕布抗击曹操，被部将所杀。史称此人“性仁和，无威刑”。下人中，有人谋反，他发觉后，对着谋反者哭泣，还原谅对方，不问不追究。
息侯是春秋早期的小国国君，郑国算是大国。二国有“违言”不和之处，息侯竟然怒而兴兵，结果大败而还。《左传》给息侯的评价是，这个国家早晚要完，因为息侯“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对自己的亲人友爱），不征辞（不去明证其辞而责问），不察有罪（不审查国内有罪之人）”。
显然，张杨乃是东汉奇葩，息侯乃是春秋奇葩。史上说张杨“性仁和”，王钦若等人望文生义，将其列入“仁爱门”，是不妥当的。真宗饱读诗书，又有大见识，一望而知其非，让编修官们改易，有道理。虽然真宗自己也常常“不察有罪”，“和气”过头，总是放过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文武官员。
锦褥
大中祥符八年（1015），负责卤簿仪仗的机构仪鸾司来奏，说大驾外出，皇上乘坐的御辇上的“锦褥”即坐垫太旧了，要更换一个。真宗对主管财政的三司使林特说：“朕在内廷所用的东西，未尝有锦绣织品，这个‘锦褥’，只在外廷使用，当时没知道爱惜。从今下诏，告诉礼官，坐褥使用黄紬、紫紬就可以了，不必用锦绣。”
“紬”即“绸”，可以没有花纹图案。“锦绣”事实上就是在绸缎布帛上再织花纹图案装饰，较“绸”更为精美华丽，然手工时代，所费织工不少。
真宗又对林特说一事：
“仪鸾司所管理的什物，如道场中的锦绣供具，本来是侍奉神祇圣君的，但掌事者常常自己拿了去用，有人甚至当作地毯踩踏。过去卫绍钦曾经掌管仪鸾，有一天傍晚，朕听到黄门外语声喧杂，一看，原来是小黄门们在私自拿取锦褥，被卫绍钦夺走放入管库。还有，过去魏朝易掌管御膳，内侍也跟着朕用膳，但有一次，内侍小黄门多次要求换吃的，魏朝易坚持不给。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官员执法守纪，也不容易。国家一厘一毫的用度，尽出于民，典司者能够吝惜费用，乃是‘薄赋之原’（减轻民间赋税的根源）啊！”
直道而行，至公相遇
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有一次与真宗对话，说到“儒学的兴衰、君臣的难易”两个传统主题。真宗发布议论说：“朕常常念及太祖、太宗极力更化乱世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在是有深奥的旨意啊。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希望以此来警示学者。朕认为：人君之所难，在于批评来临时，和气听取和接受；人臣之所难，在于困境来临时，坚守忠诚和正直。人君当以宽大接受下议，人臣当以诚明呈献奏上。如此，君臣之心，都能够归结于正道。上下之际，没有人会失去平衡允当。‘直道而行，至公相遇’，这是‘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能做到这一步，就像孔子的意见，‘如指诸掌’，就像指掌之间的活动，容易得很，否则就很难。”
“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是政治伦理的优良状态，即使在现代宪政邦国，这也是一个值得推许的治理境界。
石熙政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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