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节，前秦大帝苻坚率领近百万大军进攻东晋，建康城里一时处于恐怖之中，谢安时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长官，事实上这五州尽在长江下游，也几乎就是东晋当时仅有的北部防线。当此人心摇动之际，谢安派自己的侄子谢玄率他麾下的八万“北府兵”前往抵敌。八万对百万，兵力悬殊，谢玄不免紧张，于是来见谢安讨教作战韬略。谢安神情泰然，一如往常，只对他说：“你打你的仗，此事朝廷另外有安排。”然后就不再多言。谢玄还是吃不准，就派自己的好友再去问谢安。谢安招呼亲朋好友驾车到山中别墅聚会，坐下后，甚至开始笃悠悠地下围棋，跟人赌别墅，谁输了就输一幢别墅。最后不分胜负，谢安就让自己的外甥替自己继续赌，而后带着一行众人，登山游玩。直到晚间，他才将谢玄等将领召来，当面分析战局，鼓励他们大胆前往。此后，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大胜，前秦败北。
如果按照王钦若的思路，谢安此举也是在“孤注一掷”，用八万“北府兵”去打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战，还那么若无其事，这不是赌徒故作镇定的“心理战术”吗？根据后来的记载可以知道，谢安确实是在故作镇定。当捷报传来时，他正在跟人下棋，看后，就将捷报放到一边，继续下棋。人问文书写了啥，谢安还是带着那种笃悠悠的腔调，慢条斯理地说：“嗨，小孩子们刚刚攻破了来寇。”说罢，继续下棋。但是下完棋，他返回屋里，要过门槛，内心高兴，实在没有掩饰住，脚步急了点，结果脚上穿的木屐被门槛撞掉了屐齿。
越是大战，越是紧张，统帅人物就越是要镇定从容。此举至少有三个重要功能，一是控制自己可能的焦虑和焦躁，在危局中做到理性决策，以免失误；二是“示人以不测”，不能让敌对方知道自己的忧虑，以此增强敌方的困惑；三是有效安定己方，增强必胜信心。
所以具有兵家大智慧者，往往越是在前所未有的险象面前，越是能够举重若轻，镇定从容。最紧张的时刻，最从容镇静的往往就是这些天才智者。
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国统帅库图佐夫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二人都表现了出奇的沉静，甚至冷漠。库图佐夫在阵地前的指挥所内，坐在大方凳上，做出了昏昏欲睡的模样，只不过偶尔晃动一下手里的马鞭。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大战的紧张气氛。
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在海滩上安放了帆布躺椅，啃着苹果，平静地目送英法联军登船，而头顶，就是战机呼啸，身旁，就是炸弹横飞。在紧急撤退中如此蔑视德军陆空力量，对麾下将士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有些军官效法他，在海滩上开始修理胡须，而勤务兵则为他举着镜子；另一个完成任务的官员则干脆坐在船尾，从容垂钓。
库图佐夫、亚历山大，以及类此的统帅们，他们就是“欧洲的谢安”“近代的寇准”。他们内心的紧张，是只有自己知道的。
所以，尽管寇准已经做足了“前瞻性研究”，知道此役必胜，愿景必能达成，但是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很多偶然性非人力可以控驭，他的内心，一定还是非常紧张的。但他必须迷惑契丹、影响宋师，因此，必须“演戏”。这是作为统帅人物必须修炼的一门功课。
但以王钦若的智商和格局，他无法理解这类天才。所以，他的妒忌混合了真诚，实心实意地认为寇准就是在玩大胆“孤注一掷”。
推演天下太平
“和议”之后，真宗很高兴，也很认真，他试图将“和议”推演为符合中庸之道暨圣贤之道的“天下太平”，真正实现父皇“太平兴国”的未竟之志。和平，也可以是一场文化英雄的壮举。真宗对这一场崇高的事业有近于英雄情怀的感知。他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作为推演和平的标志性动作，宋人甚至将几个带有“侮敌”性质的地名做了改动，如：改“威虏军”为“广信军”；
改“静戎军”为“安肃军”；
改“破虏军”为“信安军”；
改“平戎军”为“保定军”；
改“宁边军”为“永定军”；
改“定远军”为“永静军”；
改“定羌军”为“保德军”；
改“平虏城”为“肃宁城”；
……
真宗还下诏，要缘边诸州军都要遵守与契丹的誓约，不得随便往来于境外与大宗之间，谋求物质利益。更禁止边民进入敌界掠夺财物牲畜，有违犯者要追捕，有罪要按法律规定处理。
边境有守将提出要修整旧日田地为方田，也有将军上书要修筑河堤，以防止契丹战马驰突，但是真宗认为这事违背誓约，不许。
边界有民事，契丹行文到达缘边诸州，朝廷规定：小事不必上报朝廷，没有什么疑难，可以直接回复契丹；但如事关机要，则需要尽快上报，等待朝廷回复后再回答契丹，但也没有必要让契丹知道大事小情都在请示朝廷。真宗的意思是：如果所有的边事决定都“出自朝议”，未免令契丹小觑了缘边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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