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气了得，对天神地祇排座次有独到看法。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郊祀，也即在郊外祭祀天地神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其中以南郊祭天礼最为隆重，仪式也很复杂，需要君臣沐浴，先到太庙告祭，而后到南郊。筑坛，坛上有龛，列出神位；而后将牲体与玉帛放到预先备好的积薪之上，点燃，燔柴，敬献礼器，因烟气上达，表示神已接受。再由执事者根据预先写有神位的神版，唱念天神名号，君臣跪拜，皇帝自称“天子”，执事唱祭词，祭词内容一般就是感谢神祇赐予社稷江山，请求神祇庇佑吾土万民。还需要仪仗中的乐舞唱《郊祀歌》十九章。礼成，退下。
整个礼仪活动，要用几天时间，加上事先的准备，总要一两个月不止。活动中都少不了庞大的卤簿队伍的扈从、保卫，以及庄严肃穆的集体歌舞。郊祀与战争，是国家运作中两件同等重要的大事。
一般认为，郊祀这类祭祀活动，是帝王获得与神界沟通的权力，以此来彰显王权来源合法性，利用迷信活动欺骗、压迫、统治万民的手段，云云。
我，不信此类意见。
我不怀疑历来之君臣在郊祀活动中的虔诚。千年圣贤教育中的“三畏”之一就是“畏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皇权的命数。上天即天神、上帝，是为《尚书》以来的信仰之神。殷周以至于唐宋，其超验传统与理念在此。古人相信在“人”之外，必有“神”。这是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存在。而这个超验存在决定着人间权力的或吉或凶。超验的意思，简言之可获致如下逻辑：帝王“受命于天”之说，到大宋时，已经流衍二千年之久。皇权在万有格局中，并非有理由行使“绝对权力”，相反，必须将权力限制在“天命”之下。“天命”所赐予皇权的利益可以称之为“天禄”，如果治理天下无效，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禄永终”。因此，从究极方向看，人间的最高权力——皇权——还不过是一种“有限权力”。
皇权，对天命有足够敬畏，并将这种敬畏设计为一种仪式，预表了帝王向天下昭示“循礼”的两大功能：当位与节制。
当位，就是明白告知“我是天帝派在人间的管理者”，因此需要按照天帝的意志行事；节制，就是明白告知“我不敢违背天帝启示于我的神意”，因此需要有效治理天下。
皇权“循礼”，当且仅当做到“当位”与“节制”时，才有希望获得“天命眷顾”。施行皇权，必须要天帝满意。但施政之际，如何才算做到让天帝满意呢？《尚书》给出了三千年“君道”的最强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天帝所要看到的，来自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看到的，天帝所要听到的，来自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听到的。不要说百姓万民有过错，即使真的有过错，也是我这个天子一人的责任。
这样的逻辑已经内化为一种文明治理传统。在汉代人那里，就是“天人感应”。如果对天帝负责，如果敬畏天帝，就要相信皇权所施行的政治都会在上天那里得到回应。譬如，如果治理无效，上天就会出现灾害示警等等。
郊祀，就是向天地神祇定期或不定期地“汇报工作”（郊祀或三年或一年举办一次）。所以，郊祀是一种指向内心和上天的礼仪活动。在郊祀活动中，君臣同样怀有敬畏之心。
郊祀，是一种信仰活动。对这种信仰，有人真诚，有人怀疑，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沟通极难。郊祀者，不是无神论者。因此，以无神论话语“批判”郊祀或信仰，事实上是言不及义的。有神论与无神论二者之间的争辩，因为不存在最后的权威的仲裁者，因此，所有的争辩也将在“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中两存。所以法国那位概率论者、思想家帕斯卡尔，以他出色的颖悟力告知世人：真理，往往是以矛盾着的形式存在的。
郊祀，无论祭天、祭地，都会同时祭祀群神，故史称郊祀为“群祀”。而“群祀”就需要对群神唱名，而既然要唱名就有了“排座次”问题。
信神的大宋，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很认真地讨论群神中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第三，等等。
有人看到神版上的神位排列有问题，“多不严肃”，于是向真宗汇报，真宗于是下诏，要王钦若“改造”，修改后另外制定。王钦若“改造”之处不少，这里说一个案例。
传统神仙谱系中，至迟到汉代，出现了分别主管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五帝神”。按东汉学者郑玄的说法，历来之“王者”，他们的先祖，都是因为感应这“五帝”之精而出生的。所以，汉代以来的祭祀，都有“五帝神”的龛位。王钦若观察到，在郊祀活动中，“五帝神”在第一龛，而“天皇大帝”在第二龛。他认为这个不合理。因为“五帝”乃是“天神”的辅佐，其位格不当居于第一，“天皇大帝”才应该居于第一。
但这个意见遭遇了礼仪使赵安仁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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