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王旦对“神道设教”事不再持有异议。
从此之后，真宗连续导演了天帝降书、封禅大典、祭祀汾阴、兴建道观四件大事。在大规模的“祥瑞”造假伴生下，大宋王朝，举国若狂，史无前例的“大宋梦”时代开始了。
“神道设教”论
讨论所谓“神道设教”，在“无神论”或“多神论”盛行的国度，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这句话出自《周易·观卦·彖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礼记·祭义》中也有类似说法。传统文献《墨子》《荀子》等也有近似意见。大意就是：鬼神之事，为人造；其目的在使民畏服。显然，从字面看，这是一种以“愚民”为手段，达致“治民”之目的的政治构建和信仰构建。
这种“构建”不仅仅是宗教性质的“构建”，也是政治性质的“构建”，因此，所谓“设教”，其实质是“政教合一”性质的。
按邦国治理而言，此类意见古来如斯，中外皆然，欧洲从古希腊哲人到中世纪学者，也有同样性质的“构建论”。
“国家”起源之后，“治理”就是一种责任。选择何种治理模式？“神道设教”成为“国家”早期的“治理”选择之一。在传统中国，“神道设教”还不过是“辅助”性质的“治理”手段；而在传统欧洲，“神道设教”几乎就是“治理”的主体模式——自觉的“政教分离”还是很后来的事。
但这类“设教”或“构建”，不一定是“不信者”的凭空创作，很有可能是“信仰者”的迷狂传导——其中不乏源于“启示”的传导。因此，“设教”或“构建”，在很多“信仰者”那里，并不是“设教”或“构建”，而是“启示”。
按帕斯卡尔的意见：真理，往往是以矛盾着的形式存在的。
一般来说，人的肉体的有限性，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思想的有限性。人不是神，不可能掌控“对象世界”的命运。即使仅仅对“对象世界”的描述，也往往会因为描述者的不同，使“对象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在这种复杂性面前，所有的独断都是滑稽的，所有的专断都是悖谬的。因此，人类理性推演出一种多元价值观。信仰与非信仰，在各自认为自己都是“真理”之际，就是一种多元性质的“矛盾形式”。以“信仰”真理批评“非信仰”真理，或者反之，以“非信仰”真理批评“信仰”真理，都是违背“真理的矛盾性”的，因此也是注定不可能有“共识”结论的，因为：没有仲裁者。两造的批评者，都，不，是，神。所以哲人帕斯卡尔（他同时也是信仰者和怀疑者）告诫乐于思考的人：“我们要记取相反的真理。”
按照这个意见，“神道设教”论，不过是“非信仰者”操练自家“真理”，对“信仰者”所恪守的自家“真理”的一种批评。“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中间是“辽阔而又顽厚的隔膜”，两造谁也不可能“说服”谁。当此之际，只有“记取相反的真理”，才有希望走出隔膜以及隔膜之后的冲突。（史上与世上的文化冲突，也往往因隔膜而生成。）
但文化早期的“神道设教”，最初往往是共同体间的精英（祭司、先知、哲人、圣贤、君子）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或听从启示、记录神言之后，有来源、有根据的讲述。这之中，应该存在讲述者的“思想介入”。于是，损益过程必不可免。传统中国的这类讲述，可能是一种“文饰”过程。按照《荀子·天论》的意见，君子们遇到日食月食就设计人间救助方案、遇到天旱就设计祷告祭祀方案、遇到不明大事就设计卜筮决疑方案，并不一定得到结果，都不过是理解“神意”、解除焦虑的一种“文饰”，这种“文饰”就是“有来源、有根据的讲述”，而虔敬是不可能缺席的。因此，究其实，还是一种“信仰”。尽管这种“信仰”可能是“多神信仰”。
最初的“文饰”或“讲述”，其逻辑，不必是以“愚民”为手段的“治民”。毋宁说，这是精英们理解“神意”，解决“自我焦虑”的方程。《荀子》中“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这句话的意思是：共同体间的精英以“文饰”的方法解释“神意”，是为了解决“自我焦虑”问题，而百姓看到后，认为这种“文饰”或“讲述”就是“神意”本体。“信仰”是一种需要。在时间的绵延中，“文饰”就成为符合这种需要的经典系统。是“文饰”顺乎了人情，而不是“文饰”愚弄了人情。所以给《荀子》做注的杨倞天才地解释这个意思说：“顺人之情，以为文饰”。
“神道设教”，在最初的语境中，是不离“信仰”的，是精英对神意的讲述，因此与“愚民”无关。离开“信仰”的“设教”是不可想象的。譬如，释迦牟尼“设教”时，他不可能对佛教没有信仰；张道陵“设教”时，他不可能对道教没有信仰。“河图”“洛书”如果是一种“设教”，当初的“设教”人也不可能对此没有信仰。创始人离开信仰，编个瞎话，“愚人”而后“治人”，且推演为某种宗教，这类风景，我，不信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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