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谓又上一道奏章，要求将“天书”降临之后所有的祥瑞之事，都编次为图赞，要于正在兴建的昭应宫内绘制壁画。真宗同意，下诏要众多文采出众的官员协助丁谓来做这一件大事。
大宋，沉浸在连续不断的喜庆之中。
名流才俊，各逞奇才，写出了一篇篇堂皇之文，宋真宗也不落后，写了《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序铭》，王旦则写了《封祀坛颂》，王钦若写了《社首坛颂》，陈尧叟写了《朝觐坛颂》，每一篇都洋洋洒洒，调运绮丽壮美的汉语词汇，铺演为大宋盛世歌功颂德的文章。这四篇大文章至今尚存，翻阅之下，佶屈聱牙之间，但见雍容华贵之声，皇家威仪之象。有意味的是，几篇文字也有明白晓畅之语，讲述了大宋人的见识。如真宗这篇文字就说道：不有神武，多难何以戡？不有文明，至治何以复？
没有神武之霹雳手段，群魔乱舞的中原何以平定？没有文明之德政推演，太平天下的治理何以恢复？
不可辞者天意，不可拒者群心。天意苟违，何以谓之顺道？群心苟郁，何以谓之从人？
不可以推辞的，是天意，不可以拒绝的，是群心。如果违背天意，怎么能称之为顺应天道？如果拂逆民情，怎么能称之为顺从人心？
真宗这类文字，堪称道出了政治治理的大智慧。“神武”革命，“文明”守成，正是太祖赵匡胤写照，也是传统中国“商汤灭夏”“武王翦商”两大“革命”之后，致力“守成”模型的写照。汤王、武王、宋太祖，都是“以下犯上”而得天下，此之谓“逆取”；但“逆取”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顺守”，随后而有长时段和平建设，令吾土吾民得以欣逢休养生息之时代、中原文化得以欣逢流畅呈现之机遇。而顺天意、从民心，也正是合法政府正当治理的合理性所在。
汾阴“后土神”之争
泰山封禅之后，真宗又一项“神道设教”活动是“祀汾阴”。
所谓“汾阴”，乃是“后土神”所在。地当今天的山西汾阴县（今属山西运城），有一个“汾阴脽（音谁）”。《汉书》中记录，汉武帝时“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唐人注释说：“脽者，以其形高如人尻脽。”“尻脽”，就是屁股。是说此地这个大土丘，形状如人之臀部。后土祠，就在这土丘上。
祭祀“后土神”，自汉武帝始。
关于“后土神”有多种不同说法，一般以为就是“大地神”，但也有人认为乃是“开辟神”女娲，女性，可以将“后土”更通俗地理解为与“天神”相对的“地祇”。这是“阴阳”传统下对“后土神”比较合适的理解。汉代即有将“阴阳神”视为开辟神的说法；而“祀汾阴”，又起于汉武帝，所以，昊天上帝可以是“阳”，汾阴地祇就可以是“阴”，如此理解，可以大略接近传统对“天神地祇”的讲述。但“后土”是否因为属阴而即为女性，则可不必胶着。神所示于人的可有多种面目，如观音菩萨，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对“后土”性别的甄别，无意义，因神超越于性别之上。
近世以来，人多谓“中国无信仰”，此言不确。由文字记载考察，殷商有“鬼神信仰”，周人有“祖神信仰”；而“上帝”也即“天帝”，自殷商周秦至明清民国，始终在吾土信仰中。不同的是，吾土信仰与今日日本相近，为“多神信仰”。且自东汉道教兴起后，“多神”开始“谱系化”。但由于传统中国“祖先神”“英雄神”“地方神”“自然神”的介入，令这种“谱系”呈现为神的位阶的种种矛盾。王钦若对“神谱”的“调整”，就是试图令“神谱”位阶统一起来。现在看，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神，不可能精准地统一谱系。这也恰恰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形态特点所在。“多神信仰”也是信仰。在信仰自由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多个神。现代日本，在统计本国信仰者时发现，“信仰者”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土实际人口，这是因为，一个人可以选择多个神祇信仰，于是，统计出现了重复。
在中国，在大宋，人可以信“昊天上帝”，也可以同时信“玉皇大帝”“五方神”“如来佛”“观音菩萨”，还可以同时信仰汾阴的“后土神”。假如统计大宋帝国的信仰人口，恐怕也将超过实际人口。“多神信仰”的信仰对象可以五花八门，尤以自然神灵为多，“山神”“树神”“水神”“海神”“河神”“云神”“雨神”“门神”“灶神”“龙神”“虎神”……难于统计。我在日本京都游历时，曾见一所清幽美丽的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头野猪，塑像在一个高高的台基上，已经做了拟人化处理，穿着汉服，温文尔雅。
因此，汾阴的“后土神”究竟居于“神谱”中哪一品阶，是男是女，与泰山社首山祭祀的“地祇”是否同一神灵，可能是一个言人人殊的文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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