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再次拜相，也源于他的临终推荐。
王旦病重时，真宗命人抬着轿子将他请入禁中，让王旦的儿子和近侍搀扶着他，在延和殿讨论未来的宰辅人选大事。真宗问他：“爱卿现在病情这么严重，万一有不讳，让朕将天下事付给谁呢？”
王旦感谢皇上信任，但他觉得任命宰辅还是应该皇上自己拿主意，就说：“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
真宗再三问他，王旦就是不回答，他就是要知道一下真宗自己的心思。当时，名臣张咏、马亮都是尚书，都可以是丞相平章事的人选。
真宗就问他：“张咏如何？”
王旦不回答。
真宗又问：“马亮如何？”
王旦还是不回答。
真宗再恳求他：“爱卿试着说说你的意思啊！”
王旦这才勉强坐起，费力地举起朝笏，说：“以臣之愚见，宰辅一职，莫若寇准。”
真宗一下子流露出失望的表情，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刚猛、偏执。爱卿再想想，还有谁？”
王旦很肯定地说：“他人，臣所不知也。”
说罢，就请求道：“臣病得厉害，不能这样硬撑了。请允许臣回府。”
王旦不久病逝，真宗思前想后，最后还是任命了寇准为相。
寇准与王旦没有私交，且曾经多次“诋毁”王旦，但王旦知道这位“寇老西”实在是难得的大才，由他支撑大局，应该能够抑制住王钦若、丁谓之辈不至于祸害天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和品质，从第一代名相赵普而来，已经逐渐成为大宋帝国的宰辅传统。
王旦隐忍相位
王旦为国家进荐人才，很多都被真宗起用，很多都成为大宋栋梁。但他也会区别对待。寇准毛遂自荐，可以，他人就不可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存在，就知道此事无关“平等”，乃是史上屡见不鲜的“英雄惜英雄”。王旦所“惜”者更在“英雄”之上。王旦重“品”。
有一位谏议大夫名叫张师德，是太宗朝名臣张去华之子，有文采，很想做中书省的知制诰，就两次到王旦家来“访问”，都没能见面。于是认为是有人在王旦宰相前毁谤了他。他找到好友，当朝大臣向敏中，要他帮忙。
等到议论选用知制诰时，王旦对向敏中说：“可惜了，张师德。”
向敏中问他，王旦说：“我多次在皇上面前推荐张师德，说他是名家子弟，很有士子的操行。没有料到，他却两次到我家中。这可不好。已经状元及第，前程已定，就应该静候。他这么为名利而奔竞，那些没有门路求官的人怎么办呢？”
向敏中于是告诉王旦，说可能有人“谮毁”张师德。
王旦说：“我这里哪里有人敢轻率毁谤他人！这是张师德这位后进，待我轻薄而已。”
向敏中坚持自家意见，说：“如果有知制诰的空阙，希望您想着这事。”
王旦也坚持自家意见，说：“必要暂且缓缓，要让张师德知道，奔竞无效，以此来劝戒那些贪图进用的人，更因此而激励一下世俗的浮薄。”
王旦这个儒臣，不乏“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德，尤其不乏“智”，“明智”“智慧”，但是当他知道皇上一定要迎“天书”之后，就有了局促不安。当皇上在没有任何名义下赐给他一壶珍贵的明珠时，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皇上是不可能回转心思了。王夫之在《宋论》中就分析道：真宗“欲有所为，而厚贿其臣以求遂，则事必无中止之势”。如果王旦力争，不但没有结果，反而会令事情变本加厉，那些怂恿真宗的人物就会编发出种种“谮毁之言”，危及禄位，也玷污令名。如果辞职不干，则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就会上位，而国家交给这样人物，则“国益危”。宰辅之位，系国之安危。王旦最后在进退失据中，下决心隐忍于相位，撑持起这一番必将“遗后世之羞”的运动。
王旦在做“不得已”的大事。
寇准之后，他在孤独地撑持大局。
就在这个格局下，王旦应该能够回忆起“圣相”李沆的远见卓识。那时节，李沆告诫他不能让皇上优哉游哉，要经常用一些水旱灾异之类的“小事”来提醒年轻的真宗，以免皇上生出“侈心”来。那时节，王旦还不能深信李沆所言，直到“天书”之事兴起，封禅大典开始，他才觉悟到李沆就是李沆，远远胜过自己的判断。
这不是王旦的自家感觉。史上自有“责备贤者”的春秋笔。
南宋史家王称，在他的《东都事略》中就说：李沆、王旦相继出任真宗朝的宰辅之职，二人执政，阴阳和、风雨时、水土平、草木茂，外患不兴，中原富有，天下安居乐业，可以说是称职的宰相；但李沆还是在太平时日每天上奏一些水旱盗贼之事，以此来防备君主的“侈心”，他的“先识远虑”就到这种地步。与李沆相比，王旦“于此有愧于（李）沆”。
元代史家脱脱，在《宋史》中就说：王旦当国最久，许多事迹他人不及，很多大事，都能一语而定，堪称“伟哉宰相才”；唯有接受王钦若之说，演成“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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