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旦违心来做这一场神鬼妖妄活动，内心一直很郁闷。
那时，真宗皇帝很信任他，更倚重他，遇到大臣有所请求，真宗必定要说一句：“王旦会以为如何？”但是王旦还是不高兴。史称“（王）旦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在中书，他常常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即使在朝廷奏事，群臣有不同意见，议论纷纷，他也等到静下来，说一句话就定下，不再多言。回到家里，有时会顶着冠带、穿着朝服，进入静室独坐，家人谁也不敢见他，也不敢问。王旦的兄弟王旭知道这事后，很担心哥哥，就来问当朝的好友赵安仁。赵安仁说：“朝廷议论一件事，你哥哥不愿意推行，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这情况，估计一定是他在为朝廷事忧虑。”
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王旦不慕虚荣。
有人要卖一副玉带，很漂亮。王旦的弟弟王旭相中，就拿来给做了大官的哥哥看。
王旦让王旭戴上，问他：“还能看到漂亮吗？”
王旭说：“我系着它怎么能自家看到？”
王旦说：“自己戴这么个沉甸甸的东西，让观看的人称好，这不也太劳烦了吗？”
王旭赶紧将玉带退了回去。
他人的毁誉不是评判自我的尺度，足够自信的人物，不会在意他人东说西说。王旦就用这个方法教育了弟弟。
东封之前，中书、枢密二府讨论要为官员“增饰车服”，以此来让这场法事更大盛大。
碍于众意，王旦也没有反对，但他自己也不做准备，不干这个活儿。
王钦若等人不放心，就派人每天观察王府，看他是否在“增饰”什么。始终没有动静。王钦若就让人做了一副“绣鞯”，也即刺绣精美的鞍鞯给王旦送去，附信说：“前此二府曾议论此事，我怕大人忘记，已经让人做了这个给您。”
王旦让人按照市场价格付给了王钦若银钱，但将“绣鞯”搁置起来不用。
王钦若问他，王旦说：“我平时骑跨的，都是君上所赐，已经不算不华美了，岂可以更做奢靡、超越制度规定。”
王旦此举，一来是不喜欢虚荣，花里胡哨的东西在他看来并不美；二来是他在用“克己”功夫约束自己。至于他人，不问，不用这种道德标格去约束他人。这就是圣相提倡的“身教”。史家之所以记录此事，自有“史心”。中国史家，多是儒家。
王旦做事专注，他的视野、思虑都为天下意识所占据，与李沆一样，也是不愿意为琐事分心的人物。他家中大宅门年久失修，坏了，修门时，暂时在廊下开侧门出入，王旦就骑马俯伏在马鞍上，从侧门进入；大宅门修好后，再从大宅门进入，根本不管不问。他脑子里压根就没有这事。
有一个执鞭坠镫的控马士卒，到了任期，来辞别。
王旦一看，不认识，就问他：“你给我控马多长时间啊？”
控马卒说：“五年啦。”
王旦说：“我不记得有你。”
控马卒遗憾地告别，转身离去。
王旦招呼他回来，说：“你就是某某某啊！”于是给了一笔丰厚的赏赐。
原来，这个控马卒，每天牵着马走在前面，王旦在马上看到的总是他的背影。现在，他辞别转去，王旦再见他背影，才想起他是谁谁谁。
像李沆一样，王旦也不治家产。他说：“子孙应该都想着怎么独立，不要试图分沾祖上遗产。何况田地第宅，更是让后人陷入争夺财产的不义之中而已。”王旦对财富之类，不是不重视，是不关心。
真宗后来知道他的宅子很简陋，就想为他修治。
王旦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拒绝：“臣这宅子乃是祖宅，为先人旧舍，不忍动。”
真宗这才没有替他翻盖。
胸中自有万千丘壑之大格局者，不仅视财富为身外之物，生活趣味也往往在财富之外。他们不会为财富所累。这类话头听上去像是“大言”，但对古来为数不多的圣贤人物，如李沆、如王旦而言，实是“实言”。财富，对他们个人而言，实在是太不重要的东西了。
他的哥哥早逝，但他承担起侍奉寡嫂的责任；抚养弟弟妹妹们也都尽了亲情。朝廷有赏赐，以及他的俸禄，他都会拿出来，与宗族共享。家中生计全部委托给兄弟王旭管理，他对此类事“一无所问”。
甚至，财富、名望经常让他心生畏惧。他晚年时，经常被加官，每次加官，家人都要祝贺，每次祝贺，他都立即要求中止，并因此而对他的兄弟王旭说：“遭遇如此，愈增忧惧，何可贺也？”遭逢际遇到了这一步，更让我增加“满招损”的忧惧，哪里值得庆贺呢？
功名利禄之前保持“谦抑”，而不是“骄狂”，是美德，事实上，也是智慧。儒学论“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之中的“智”，就包括了“谦抑”的智慧。道理浅显，但践行者不多。所以，史上无数“满招损”的故实，依然挽救不了现世的骄狂之败。考古今之“谦抑”，不得少时庭训谕导，必得幸遇圣贤教化。没有此等经历、阅历，寒酸措大骤然富贵，人性中陡然而起的贪欲往往在“节制”与“当位”缺席之际，自我膨胀而“骄狂”，于是，败德而后败身……王旦警觉者在此。他的“忧惧”源于对人性贪欲的“节制”，而在自省中，复归于“当位”，圣贤应当静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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