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乃是一位宦官，地位相当高。他出入禁中，但更多工作却是负责外联，经常代表皇上意旨出京做事。太宗时，他甚至带过兵，率师屯驻定州接应大军。天雄军修筑城垒时，他也前往规划。西北兵力部署问题，他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真宗咸平六年（1003），契丹来犯，高阳关守军前往望都增援，失利，刘承珪前往按问，处理了几个失职的将军。景德二年（1005），宋军在瀛洲打败契丹，他前往核实，朝廷据此嘉奖了几个立功的将军。黄河决口时，他也曾奉命治河，有功。他还制定“茶法”，有《茶法条贯》呈给真宗。内藏库的管理制度，也在他任职时，有了制度规定，后来管理这个内库，都按照他制定的《内藏库须知》五卷执行。国家修《册府元龟》，他与王钦若、杨亿等人都是重要编修人。
刘承珪最大的贡献是修订了“秤法”。这是优化度量衡的一个技术工作。太宗淳化年间，刘承珪时任内藏库崇仪使，在“详定秤法”中，做了极为细致的推演，将称量单位精密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是有章有节的人物。
他死后被赠为左骁卫上将军、镇江军节度使，谥号为“忠肃”。大中祥符七年（1014），玉清昭应宫建成后，他又被追赠为侍中。宫观中有太祖太宗二圣殿，真宗特下诏，要塑刘承珪的像，立在太宗像旁，接受祭祀。宦官得谥号，更在祖宗像旁同享祭祀，罕见。
这样一个功臣，为何也被列入“五鬼”呢？
原来，他也是在“神道设教”活动中配合丁谓，成为种种“怪力乱神”的主要推手之一。建造玉清昭应宫，敬奉“天书”、玉帝、赵玄朗、列祖列宗，这么“光荣”的工程，丁谓主持，刘承珪为副，二人都有“精益求精”之心，决计将史上罕见的这一超级大工程做到尽善尽美。而刘承珪比丁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花起国库的钱帛来，那种大手大脚，令知情者无不咋舌。工程中，他在现场督导，已经建成的屋舍，尽管已经有了金碧辉煌的模样，但如果他看到哪个地方稍稍有点不合格或不称意，就要毁掉，重新建造。下属二级主管根本不敢跟他理论费用问题。有材料记录说，宫观中的长生崇寿殿，内中的三座塑像，因为多次返工重塑，就用去了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两。即使按照今天的黄金价格计算，也超过了一亿元。掌管内藏库，就这样挥霍，所有反对奢靡，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们无论如何是看不惯的。在后来的宰辅王曾那里，除了王旦，他人参与“神道设教”活动，挥霍国帑，几乎成为“原罪”，所以，他不客气地将刘承珪列入了“五鬼”。
但这事从另外一个方向考察，等于他在追求工程质量，似不算太大的过错，更不是什么邪僻罪恶，与“鬼”是不搭不靠的。
若从“动机”考察，他则是实心实意地效忠于帝国的人物。与真宗皇帝一样，他也有“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宅心仁厚之举，与帝国精英们一起，在推演太平天下的国家工程中，尽心尽力。
他本来很精明，对部属的各类“鸡贼”小九九都看在眼里，了解他的人都很怕他，但他却以一颗“恕心”在慢慢软化这可能的戾气。甚至在“情与法”的冲突中，他可以以一种个性化的智慧，向“情”倾斜。
督造玉清昭应宫时，有一位铸铁工匠向他告发本监，说这位铸造监先后盗取黄铜几千斤，都暂时埋藏在地里。此事一旦进入司法程序，监工必死，且连累不知多少人。刘承珪听罢，不动声色，令人秘密地将盗铜取走，归公，好像不曾发生这种事。工地一切照常。这位铸造监虽然没有受到追查，但他心中对刘副总管却更加畏惧，但同时也更加感激。
整个宫观工程，就这样，在一片祥和气氛中，夜以继日，进度加快，人无怨言，原定十五年的大工程，结果只用了七年即告完工。
“神道设教”活动中，封赏有功臣僚时，刘承珪功高，但他却谦逊地要求退休。真宗不允，还写了诗给他，敦勉他留下来，继续为帝国服务。
这样的人物，列入“五鬼”，我是持有异议的。
显然，“五鬼”是名相王曾的“创意”，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是沾了丁谓的晦气，所以史上有了如此并不靠谱的编排。
肆
真宗之死
此刻皇上伸出五个手指，又加三个手指，颇费思量。而就是在这种“思量”中，史上就有了种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大宋帝国，即使“奸佞”如丁谓，也不期望看到这类风景。但是青萍之末已有风起，祸患很可能起于不可测度的某个微末节点。
“神道设教”并未“祸民”反而“惠民”
“五鬼”之中，丁谓比较复杂。这是一个史上褒贬参半的人物。理解大宋帝国的“神道设教”，就要理解真宗，理解王钦若，还要理解丁谓。他们三人，涵有了太多奇诡丰富而又理性清澈的信息符码，解读这些符码，可以最大限度地认识“澶渊之盟”以后的大宋帝国，以及中原的精神世界、政治生态，甚至，认识人的多重变异性格与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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