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告诉他：“石榴花也。”
他更惊讶：“这个地方有石榴啊？”
史称他“锐进专一如此”，一门心思想着能做一番大事业。
但我是没有看出这个故实与“九尾狐”有何瓜葛关联。
我也试图从野史记录上去搜寻他的“劣迹”，但发现的一些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梦溪笔谈》《墨客挥犀》记录了他同一件事，说他博学书史，对礼制文献尤其熟悉。他在做太常卿职官时，有一次行仗的导驾走在了皇帝出行的黄土铺街的御道上，被有司制止。没有想到陈彭年很严肃地说：“自有典故。”我这走法是有典故有根据的。
有司一见，想想他的渊博，估计是有典故，于是不敢再问，放过去了。
这事是否有典有据不论，即使无典无据，此举也无非是大言欺世，强辩搪塞，不肯认错而已，距离“五鬼”“九尾狐”似还有距离。野史中很多皮里阳秋的指责，也不过是些猜测动机的诛心之论，不足为凭。
考陈彭年一生形迹，应该是三件事得到士林不满。
第一件事，陈彭年主持贡举制定科场条目。
这事对推动科举公正自不待言，但也有弊端，就是对士子腾达的“荐举”通道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寇准就是主张“荐举”人才重于科场考试的。王旦也有此类认识。他一生举荐人才不少，重要人才尤其不是科举能够得到的。因此，官员任命全赖科场，可能并非万全。事实上也不存在万全。在官员擢用方向上，各类制度都不过是“次优方案”。
但就像寇准当年与人争执一样，王旦也看不惯陈彭年的这类“文牍主义”。
有一次，陈彭年将拟定的《科场条目》呈给中书王旦审阅，王旦直接将文案丢在地上说：“翰林先生你做官才几天啊，就想要隔断天下进士吗？”
陈彭年心高气傲，但对王旦还是敬畏三分，吓得惶恐而退。
第二件事，陈彭年大力推进“神道设教”运动。
当时向敏中也在中书，有一次就拿出陈彭年的文案给王旦看，王旦居然闭上眼睛，拿出一张纸将这文案遮住，表示根本就不想看。向敏中请求当朝宰辅看一看，过过目，万一有可取之处呢？
王旦说：“不必看。无非就是要说兴建符瑞，以图进献罢了。”
显然，王旦对“神道设教”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参与，是不得已，已经很羞愧，并成为终生憾事；他人有此行径，必是躁竞图进无疑。于是不看。
第三件事，陈彭年到真宗那里状告王旦。
王旦在中书政事堂，做事直接负责，有文件拿来往往批示后就执行。这事在陈彭年和几位同事看来未免大权独揽，且不经请示皇帝就执行，未免独裁得可以。所以，在他参知政事之后，就向王旦提出了这个意见。
王旦极为自信，只是对他们的批评表示感谢，但坚决不改。
随后，这几位同僚就在向皇上奏事时，不退。
等到王旦走后，真宗发现他们不走，就问：“你们有什么事，怎么不跟王旦在一起？”
几个人就向皇上说了王旦不经皇上预览就批旨奉行的事。
这事要是遇到秦始皇汉武帝明成祖清世宗，估计王旦危矣，但真宗对当朝宰辅的信任真是无以复加。他听后对这几个告状者说：“王旦在朝廷多年，朕知道他在政府，从无丝毫私欲所求。自从东封以后，朕已经告诉他一些小事可以独自裁定奉行。你们就去恭敬谨慎地奉行好了。”
现在来看，这几件事都与王旦有关。没有办法，王旦在史上人望太高了，千秋之下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的气场。陈彭年不幸与丁谓走得比较近，又没有得到王旦的尊敬，他还向皇上告状，这就有了“害人”的嫌疑。这些事，又加上他对“神道设教”事过于热心，试图经由这一场“怪力乱神”运动谋求事业宏图，结果就得到了士林的轻鄙。
甚至几十年后，大宋士庶间居然开始流传一个故实，这个故实由宋英宗时的名流张舜民在他的《画墁录》中首先讲述。作者说，他在太学时，曾看到一个名叫陈逵的人，带着一个孩子来卖书，这个孩子又冷又饿，几乎难以支撑，而陈逵带来的书也很一般。有人说：这个陈逵就是当年参知政事陈彭年的嫡孙。陈逵的父亲陈彦博做汀州太守时，因为贪渎败露，受了杖刑后，流放海岛，所以他的后代就这样落魄了。当时张舜民很年轻，不知道陈彭年的为人，后来见到一个名叫刘贡父的人，知道了陈彭年乃是“所谓‘九尾狐’者”，并认为这是陈氏作恶的报应，所谓“乃知天之报也不差”。据说后来陈逵更加贫困，就跟他的兄弟一起挖掘了祖父陈彭年的坟墓，取出随葬的金带，分了钱财，用以“抵罪”。
讲述这个故实的人将陈彭年褒贬得一钱不值。但陈彭年究竟“恶”在哪里，实在看不出更多线索。就“春秋笔法”这个历史场域而言，将陈彭年列入“五鬼”，且赋予一个“九尾狐”的差评，可能有点冤。
刘承珪修订“秤法”
“五鬼”之一刘承规（本名刘承珪），江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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