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中使再入、再出，晁迥已经等了一会儿时间，随着中使来到帷幄，真宗已经换上了礼服，改御巾帻而坐。史上的说法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看上去很严肃庄重的样子，接近后，说话，感觉很温和温暖。史称真宗“恭己待士之德，发自于清衷而然”。真宗恭敬对待学士，这种德行，是出自纯洁的内心，自然而然。
有一位儒臣杜镐，在龙图阁值班。真宗因为沐浴完事，吃一樽酒，将余下的封起，派遣使者送到杜镐的阁中。杜镐平时不善于饮酒，但得到皇上赏赐，很高兴，居然一饮而尽。不料因此而引动老毛病，忽然僵卧不省人事。
真宗听说后大吃一惊，步行到龙图阁，亲自调药喂他服用，并诏令他的儿子来阁中侍奉。有一会，杜镐醒转过来。杜镐见至尊在座，要起身答礼，但真宗抚着他让他躺下。直到杜镐病情平稳，真宗这才回宫。
史称“方镐疾亟时，上深自咎责，为由己赐酒致镐疾也”。杜镐病倒严重的时候，真宗深深地自我责备，认为是自己赐酒给杜镐导致他病倒。
常平仓
景德三年（1006），真宗朝在太祖、太宗两朝基础上，完善了“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是传统中国由来已久的粮食政策。一般做法是，每年税赋粮食收入的一部分，多时可达十分之一，归入“常平仓”。如果歉收，粮价上涨，则低价卖出“常平仓”存粮；如果丰收，粮价下跌，则以高于市场价购买之，以此平抑粮价。
真宗朝在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等地，计户口多少，量力留出由三司征缴的赋税一部分，自一千至两万贯，令转运使在每个州郡选择清白守法的官吏管理，国家司农寺总领，三司也即财政部不得挪用这部分存储。每年的夏秋两季，就按粮价高低做卖出买进。
为此，司农寺开始在诸路创建廨舍，收藏账簿，三司下属的度支部，另外置“常平仓”案卷。一般规定是：万户人家要有万石的准备，但上限到五万石。如果三年以上，“常平仓”的粮食还没有出粜，那就意味着市面上粮价一直很平稳，这时，就将粮食划拨为国家粮库，另外以新的粟米充入。
制度规定：如果十年之后，存储有多余，就将本钱还给三司也即国家财政部。真宗朝于是在“常平仓”制度保障下，米价贱则加价入籴，米价贵则减价出粜，市场粮价终真宗一朝，没有大的波动。
壹
| 割据之梦 |
割据者经由刀头舔血般的种种冒险，侥幸“成功”之后，即可以享用私权力以及私权力之下的种种特权，那是人类省略政治文明之后的贪欲满足。所以即使在仁政如大汉、如大宋，这般文明时代，仍不乏大胆不逞之徒在追逐割据之梦……
武夫悍卒的富贵梦
公元997年，农历三月，宋真宗赵恒称帝后，沿用了他的父亲宋太宗赵炅的年号“至道”，七个月后，新年伊始，才改元为“咸平”。
真宗使用过的年号计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五个。除了天禧年间之外，每一个年号，包括至道年间，都有变乱发生。在所有这些变乱中，除了大中祥符年间的“泸蛮之变”属于“民变”，其他变乱都属于“兵变”。无论“民变”“兵变”，规模虽然不大，但朝廷出兵“平叛”就是战争行为，因此从性质上论，平定“民变”与“兵变”的活动，都应属于“内战”。
有意味的是，“民变”不论，平定“兵变”的这些“内战”，依旧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模式再现——下层军士谋求富贵，要挟长官做首领，起而造反，称王或称霸，割据一方，重做“江东孙坚”“西凉马腾”“荆州刘表”这类藩镇勾当；首倡变乱的武夫也因此“拥戴有功”，借机升官并发财。至于道义、后果、民生灾难，在这类武夫们心中，似乎很少想到，或从来就没有思考的位置。
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但五代时期武装割据的遗风犹在。
直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甚至还有兵士“谋欲为变”。
当时有个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负责在京师选兵。他的军令特别峻急，士兵们害怕。惧怕，也是一种力量，人们往往在惧怕中陡然而生勇气。他所拣选的军士就因为他的刚狠暴躁而恐惧，于是“谋欲为变”。
但是这类变乱需要时间，在酝酿中，就有人向朝廷告密了。真宗听说后，就召集中书、枢密二府官员来讨论如何将可能的变乱抑制在萌芽之中。
宰辅王旦说：“如果诏下，给张旻定罪，自今以后帅臣如何御众？如果马上缉捕谋逆者，则震动京师，此尤为不可。”
真宗认为他说得对，就问：“那么，应该怎么办？”
王旦回答：“陛下此前多次要任张旻为枢密院官员，臣一直未敢奉诏。现在似乎是时候。如果擢用他为枢密院官员，解除他的兵权，那么反侧者就会安心，变乱就会消弭于无形之中。”
于是张旻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军士果然安静下来，没有了下文。真宗因此对左右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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