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于是召翰林学士钱惟演来。钱惟演草诏，选用了很多丑词，极力贬低寇准。此事为士林所轻鄙，成为钱惟演的“污点”之一。
但真宗即使在病中，糊涂中，还是愿意秉承天地之“和气”。他只罢免了寇准的相职，却给了寇准更高的荣誉：太子太傅，莱国公。
钱惟演乘机为丁谓谋官，说：“如此，中书就只有李迪一个宰辅了。恐怕还需要另外任命一位。”真宗朝总是同时有两位以上宰相，这也是“分权”的一种模式。那时节，相权极重。
但真宗似不愿意马上命相，就说：“姑徐之。”姑且先慢慢来。
如此，寇准在职一年多，再次被罢免相职。
这是天禧四年（1020）六月间事。到了七月，真宗任命李迪同平章事，不久，又任命丁谓、冯拯同平章事。帝国此时，有了三个丞相，但寇准已经不在此中。
寇准之败，乃是“自取”；而行事不密是直接原因。国事运作，往往有“密勿”之处，古今中外皆然。王旦在时，曾与真宗讨论“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个话题。真宗说：“汉光武帝善于保全功臣。”王旦说：“光武帝之所以保全功臣，是因为他由始至终没有赋予功臣过高‘威柄’，分封领地，不过四个县。所以功臣能够保全始终。”真宗说：“汉高祖时，分封领地过大，超过制度，所以有个‘七国之乱’。光武帝吸取了这个教训。”王旦说：“晁错知道七国分封领地过大，准备削藩，但这种忠心很快被七国知道，所以不能免祸。后世论此事，认为七国的谋逆已经很明显了，但还是诛杀了晁错，这是杜绝忠臣之口啊！”真宗说：“此事再一次证明：为君难，为臣不易。削藩一事，如果晁错能秘而不宣，谨慎缓慢推行，何至于此啊！”
寇准是太过于自信的人物，虽然做事磊落，富有超人般的人格魅力，但在进入“宫廷斗争”宦海风波之际，泄密，就是愚蠢。古来败于“行事不密”者，案例屡见不鲜，所以圣贤论“智”，要说“好谋而成”。大汉时代晁错“削藩”，行事不密，为千年之后的宋真宗所叹惜，大宋时代寇准“倒丁”，行事不密，同样为千年之后的笔者所叹惜。
帝国惊天大案
但丁谓并不就此止步。他认为寇准只要还在朝中，就是威胁，于是，盯着各种蛛丝马迹，继续“媒蘖之”。
随后，帝国发生了一桩惊天大案：“周怀政谋逆”。
大中祥符末年，真宗开始生病，到了天禧四年（1020），病情越来越重。有一次，竟然卧在大宦官周怀政腿上，难以正坐。就在周怀政腿上，真宗头痛不堪，但还是想到了帝国命运。月前罢免寇准，按丁谓的意见，寇准是要“太子监国”——此时真宗已经想不起，这是他与寇准商议的结果——现在想想，真要如此，似也不错，至少我似乎可以静静去养病了。于是就与周怀政商议此事。周怀政一向敬重寇准，听到此议很高兴，就秘密泄露给寇准。寇准认为此事重大，自己又已经罢相，不便讨论。但丁谓再一次知道了详情，于是上书斥责周怀政，大意无非就是不得要宦官参政云云。但当时周怀政正在辅导太子赵祯，又是真宗特别喜欢的大宦官，所以，丁谓还没有痛下辣手。但周怀政却心怀畏惧，不能自安。于是，他决计铤而走险，同时做五件事：一、谋杀宰相丁谓。
二、推戴寇准复相。
三、废掉刘皇后。
四、太子践祚。
五、真宗做太上皇。
他认为能够做成这些事。
于是，与他的兄弟礼宾副使周怀信定计，召来平时非常信得过的朋友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阁门祗候杨怀玉，一同议论。最后定在当月二十五日同时举事。但是到了二十四日，晚间，杨崇勋、杨怀吉害怕了，二人跑到丁谓府上，告变。丁谓夜半换上便装，乘坐妇人的小车秘密来到曹利用府上，开始合计此事，拟定了周怀政的罪证。到了天刚蒙蒙亮，曹利用先到崇政殿，向正拟上朝的真宗做了密报。此际，周怀政就在大殿的东庑。真宗当即令卫士将周怀政拘捕。整个过程相当流畅。于此可见，帝国运转自有常法。
事出突然，真宗临危不乱，下诏，令宣徽北院使曹玮与杨崇勋就在附近御药院开始审问。不到一个时辰，事情水落石出，具如曹利用上奏报告所说。真宗亲临承明殿问讯，周怀政“但祈哀而已”。但这种“祈哀”并非怕死，根据种种迹象“重行推演”历史场景，他很有可能在保护寇准，将一切揽在自己身上，并不牵连老相公。
但丁谓不干。他从周怀政当初到永兴军怂恿寇准敬献“天书”的故实，决计将永兴军巡检朱能勾连出来，以此侧面打击寇准。于是，朱能“所献天书”成为一桩“妖妄事”。朝廷派出了特使急赴永兴军捉拿朱能及其“同党”。
朱能听说朝廷使者到了，知道完了，这一场灾祸是免不了了。于是穿戴好盔甲出来，趁朝廷使者不备，杀了一干人，然后，率领所部巡检兵马带着家属“叛逸”，叛变逃逸。
但天下之大，哪里有他可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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