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撞上了丁谓、曹利用不算，还撞上了以刘皇后为首的皇亲国戚一干人。
此时真宗已经病重，精神已经错乱，时好时坏，刘皇后于是走入了帝国政界前台，史称“政事多中宫所决”，国家大事多由中宫皇后来决定。
丁谓捉到了帝国的漏洞，开始与“中宫”建构权力联系，史称“交通诡秘，其党日固”。
刘氏的宗亲在巴蜀，有“夺民盐井”的恶劣记录。真宗因为皇后家人的缘故，准备赦免其罪；但寇准不准，必要皇上“行法”，不得偏袒后宫家人，说要将刘美送到御史台去受审。
真宗发怒道：“哪有都虞候受审的事啊！你要送他到御史，你自去送！”
寇准听后，长叹一声，惶恐而退。
曹利用、丁谓就乘机一起上奏，说：“天正大旱，不宜更起大狱，中伤他人。祈求皇上下诏，罢狱。”
真宗听后，也不耐烦，就说：“便罢！便罢！”
但寇准想想此事不能就此罢了，再次上殿，但是真宗已经被疾病和刘美事弄得很头痛，根本就不想跟寇准再论此事。史称“寇沮丧甚”。
因为这件事，刘娥这位皇后，对寇准有了女人家家的怨恨。
丁谓于是乘机“媒蘖之”。“媒蘖”就是酒母、酒曲，可以酿酒，于是这个词就有了“酿造事端”的含义。丁谓在等待、寻找机会。
大事败于“不密”
真宗病重昏沉之际，寇准秘密来见，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他要求尽早“传位”，也即在真宗在世时，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他对真宗说：“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
寇准不愧为“能断大事”。整个宋史中，寇准这个意见都是极为大胆的。他要求真宗皇帝“传以神器”，就是将大宋帝王的权杖交给太子。这在皇权时代，是臣辅左右皇帝的罕见案例。霍光当初左右皇权，也是在皇上死后，而寇准竟敢于在只有五十四岁的皇上生病时提出权力转移的提案，这就是要求真宗“禅让”。但是非常可惜，此时的皇太子赵祯，也即后来的宋仁宗，还只有十一岁，如果赵祯真的接受这种禅让，也需要更有权力的人物“摄政”，帝国才有希望和平过渡。而寇准，当此第一宰辅之地位，正是特别容易被人因此而“媒蘖之”的箭垛式人物，多少冷箭都会向他射来，何况丁谓，这位饱读史书、又因“溜须”而受辱的“奸相”“佞人”？
寇准的“禅让”意见，得到了真宗的认同，史称“上然之”。
寇准很兴奋，马上要翰林学士杨亿撰写过渡性文件，请“太子监国”。并且期望杨亿能来做参知政事，替代丁谓。
杨亿赞同寇准，但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等到夜深人静时，屏去左右，才开始草拟文件。撰稿时，要措辞，词语要庄重，还要婉转、准确。这事让大才子杨亿也颇费思量。蜡烛芯烧得久了，要剪一剪，此事往常都需要仆从来做，但他坚持自己起身来剪烛，以免被人偷看文件文字。
史称杨亿撰写此文“中外无知者”。
但丁谓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他是如何知道的？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记录此事。
一说还是源于杨亿。说杨亿在草写文稿完毕后，很兴奋，老皇上让位，太子监国，丁谓下台，自己素所钦佩的寇准总揽朝纲，帝国当有新气象。于是他忍不住对大舅哥张演说了一句话：“数日之后，事当一新！”然后张演就在跟他人的吹牛中，将此事神神秘秘地透露了一星半点，但“太子监国”的主题词却开始在政要圈子里有了窸窸窣窣的响动。
一说乃是寇准自己透露。说是寇准自己酒喝高了，“漏所谋”。
总之，此事不密，丁谓手眼通天，耳目遍朝野，很快就知道了这么一个“太子监国”的“君臣议定”。
开始，丁谓想找一个有力量的人，一道“倒寇”。他找到另一位宰辅李迪，说：“寇准要弄‘太子监国’的政变，如果皇上身体恢复好了，朝廷将何以处置此事？”
李迪一直厌恶丁谓，于是对他说：“太子在外，可以统率大军，在内，可以代理朝政，有何不可？”
但丁谓很恐惧寇准做成此事，就联合同党，一起极力攻讦寇准，认为寇准这是在诅咒皇上，发动政变。
于是，就在真宗身体好转，正常上朝的时候，上奏，要求解除寇准的执政资格。
而真宗也忘记了与寇准的“君臣约定”，史称皇上不记得与寇准“有成言，诺其请”。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就有了变化，成为寇准一个人的政治谎言。
真宗似乎也来了气，就召中书知制诰，年轻的才子秘书晏殊来禁中，起草解除寇准相职的文书。晏殊虽然曾经被寇准贬抑过，但他还是敬重寇准的为人，不肯起草这个可能遭遇千年骂名的“解聘令”。他找到了一个理由：知制诰，是国务大秘；翰林才是禁中大秘。知制诰负责起草国务文书，翰林负责起草皇上诏令。解除相职，属于皇上之职，因此，应该由翰林起草。他以此为由拒绝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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