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即就有侍御史知杂事谢涛反对，他提出：“先帝东封西祀，所用仪礼器物那么多，但是还没有听说有所毁坏拆迁。且遗诏有‘务从俭薄’的说法。现在有司制作的陪葬冥器太过于侈大，以此来烦劳州县拆毁城门屋舍，不是先帝的意思。请下少府，根据道路城门状况，裁减一下规格。”
这个意见，太后不从。
她太爱赵恒了，要给一生中唯一爱着的男人一个尽力风光的葬礼。
这时，仁宗与太后都坐在阁子里，听到这里，仁宗说道：“城门卑者当毁之，民居不当毁也。”
小小宋仁宗，就在太后摄政的当口儿，提出了自己的第一条政治意见，预表了他的折中能力，以及民生理念。事实上，这也是太后亲自调教的结果。所以，当他的意见与太后有“冲突”时，太后还是理解了这个非亲生儿子的“岐嶷”之处，史称“太后以为然”。
乾兴元年（1022）冬十月己酉，葬真宗文明章圣元孝皇帝于永定陵。
“天书”在真宗的皇堂里。
王曾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时代——真宗“神道设教”时代。
但“春秋责备贤者”，此案也被王夫之所批评。
王夫之认为丁谓是个小人，这是“万世”都能认同的事，王曾骗丁谓，说要独自留下来与太后讨论自己侄子的过继问题，然后密陈丁谓的种种恶行，如“兴淫祀、营土木、陷寇准、擅除授、毒民病国、妒贤党奸”等大罪，如果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是王曾在恪守圣贤的“权道”，属于“不诡于正者”；但是王曾却编排了山陵改作、包藏祸心、令帝无后这类谎言，最后导致丁谓失败。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诈术，王曾读圣贤书，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正因为有王曾这样的恶例在先，所以后世纷纷效法，章惇、苏轼，交相指摘为“党人”，略有文字之小疵，就污蔑为大逆，很多大狱的兴起，毒流于士林，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王曾“计出于此，操心之险，贻害之深”，谁还能说大宋有“社稷臣”呢？这样的“君子”，不过是逞“气”而已，其“小人”，不过是施“毒”而已。逞“气”和施“毒”，又能相去多少呢？
那么，面对施“毒”的小人，君子，怎么办？
一向通达的王夫之，在这里给出了传统士大夫常有的姿态：如果不能在正大方略中惩治小人，那么，就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待他“自毙”。如果自己没有罪错，那么得失、理乱都可以听天由命。这时虽然得不到什么，但也不会失去什么；虽然不能治理什么，但也不会毁坏什么。“自靖”而已。之所以要“正大”，是为了恪守理法的平衡；之所以要“刑赏”，是为了尽得忠厚的极致。君子于此“不可不慎”。
这就是王夫之的结论性意见。
我一向敬佩王夫之，对他这一番意见，沉吟良久，不知该如何回应。
我知道的是：存在，常有困境，在困境中选择并恪守中庸之道，极难。所以孔夫子要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中庸之道”乃是“平衡之道”，不是“中间之道”。所谓“平衡”，是指事务间比较而言，最为合适、妥当、准确的那个节点。而“权道”也即变化通达之道，就是通往这个节点的“方略”。“权道”与“中庸”有同等重要的性质。它也是人类处在困境中，亟需明了的选择与恪守。能够“合目的性”而又不背离圣贤价值大经大法，不是人人都能达致的境界，所以，很难。所以，孔子也同时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王曾的案例、王夫之的解释，印证了“中庸之道”那种难以穷尽的存在秘密、体用秘密，以及背反性质的秘密。
作为“意志自由”的人类，无往而不在选择中。
丁谓贬谪崖州
丁谓，他的“选择”让他在后世的名声褒贬参半。
他与另一个大人物王钦若，后来也有矛盾。但“瘿相”王钦若似乎比“鹤相”丁谓更善于处理君臣关系、同僚关系。事实上，王钦若比丁谓更“阴”，丁谓比王钦若更“险”。王钦若往往暗中让对手栽跟头，丁谓则明着就让对手吃大亏。但细考这二人的往事种种，似从未动过杀机。换一句话说，王钦若、丁谓，为人贬为“奸相”“佞臣”的这两个人物，他们搅动起来的宫廷斗争，可能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但还不至于你死我活、刀光剑影。他们都有各自的底线。
所以，大宋帝国在真宗一朝，不论如何“内耗”，与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宫廷斗争比较，依然算是和平的。而且，所有的被贬官员，包括寇准在内，他们在斗争失败后，呈现的度量和智慧，也依然让人感到：毕竟是中国士大夫。
丁谓后来继续被贬，贬到了比寇准的贬地雷州更远的崖州去做司户参军。雷州在今天的广东湛江，崖州则在今天的海南三亚，是当时中国最南端的荒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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