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宋史》称赏折氏家族“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
府州，在今天的陕西府谷县，后周时给予了府州节度使的地位。此地靠近内蒙古，北视草原，南接中原，是“内屏中国，外攘夷狄”的战略要地。
宋太宗赵炅时代，折氏家族的府州观察使、永安军（治所就在府州）节度使折御卿就曾主动出击西夏和契丹。在太宗北伐时，更有著名的“子河汊战役”，一战，击败了契丹名将韩德威，斩杀草原入侵者五千余人，其中包括知名大臣、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堪称功勋卓著。
折御卿之后，是他的儿子折惟昌袭任府州知州。
此时，契丹南下河北，傅潜拥兵不前，而折惟昌则会同府州的驻屯军司令宋思恭、钤辖刘文质，带领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开往契丹辖境，在一个叫五合川的地方，攻克了军事要塞黄太尉寨，将此地契丹守军悉数扫灭，焚烧了敌帐一千五百多所，缴获牛马羊一万多，铠甲、弓箭等上千副。
大宋派驻府州的朝官卫居实向真宗皇帝快马飞报了这一战事。
折惟昌的军事动作如同乃父折御卿一样，看似不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战役，但却属于整体战争的一部分，且由于主动袭扰契丹本土大后方，一下子将战线展开到千里之外，契丹对来自后院的威胁不得不顾，这样，黄太尉寨战役就有了战略意义。
真宗闻报很高兴。他知道此役意义何在，于是重重地赏赐了折惟昌等人。
康保裔身陷敌阵
真宗大驾驻扎到大名府之后，诏令大将高琼等分屯冀州、邢州河北等地。此举意在巩固河北边防，等于在傅潜之外，另外安排了一道防御阵线。
范廷召为宋方主将的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这一场大战，有关宋史的若干材料，记录中出现了混乱。梳理史料，可以大略得到如下“复盘”结果。
此役与一位名叫康保裔的大宋将军有关。
康保裔此时官职是高阳关都部署，相当于常设机构高阳关边防总司令；傅潜是镇州、定州和高阳关行营都部署，相当于临时机构河北前线战时总司令。“关南之战”中，康保裔应该接受傅潜的调遣，但有相对独立的机动性。所以范廷召在出师前，无法调用傅潜的兵马，但可以邀请康保裔参战。
范廷召与康保裔，似有共同的神功——箭术了得。
范廷召从军四十余年，从后周显德年间以来，就因骑射而知名。他有怪癖，不喜欢听驴叫，凡听到驴叫，必杀驴。还厌恶飞鸟，所到之处，见到禽鸟就射杀之，住宿之地几乎能把禽鸟射杀干净。他射鸟技艺绝伦，有一次出猎，见到天上飞鸟，他运气、发矢，一箭居然串联三只飞鸟落地。史称“观者骇异”。
康保裔为人谨慎、厚重，喜欢结交宾客。他的善骑射更有绝活，射飞鸟走兽几乎没有失手的时候。这倒也罢了，有一次他表演神射，手中先后握住三十支箭，拉满弓依次射出，那结果是“筈镝相连而坠”，箭头、箭尾连缀为一条线般落地。史称“人服其妙”。
康保裔的祖父、父亲都是中原英雄，已经先后战死沙场。太祖赵匡胤时，他曾经参加过著名的石岭关战役，随诸将大破契丹。因为父祖之荫、自身之功，到了真宗朝，他升任为并、代二州的都部署。并州、代州在山西中北部，属于河北之外的另一处北部边防。守边又有功，就被真宗擢升为高阳关都部署。
果然是英雄惜英雄。康保裔得到范廷召助战消息，当即率一万精兵奔赴瀛州。
瀛州在莫州之南百里，高阳关在莫州西南五十里，三地围合在河间府北境，略呈一个倒置的锐角三角形。面积略相当于今日北京六环内之区域，但就是这一点点狭小平原，竟屯驻着契丹的主力。三角形的北部，就是大宋的保州、雄州、霸州；西部，是大宋的永宁军（今属河北蠡县）；南部，是大宋的永静军（今属河北东光）；东部，就是大宋重兵所在的沧州。从纯粹军事角度看，契丹从本土“蛙跳”到四边皆有大宋武装守卫、随时都有可能被宋师“包饺子”的纵深险恶之地，如果没有某种难言的“默契”，他敢？
傅潜，在这种有利战机的条件下，不动。
但康保裔则看出了战机，他动。
兵贵在奇。康保裔决计绕出契丹屯驻之三角形地带，到瀛州之南，北上仰攻；他给范廷召回复信息，要他南下夹击；如此可以一战破敌。
但康保裔到达瀛州之南后，范廷召没有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范廷召到了瀛州西南，看到契丹之后，偷偷逃遁，我不信此说。理由有三：一、有很多史料并未记录范廷召逃遁事；二、真宗后来惩罚败将，但没有惩罚范廷召；三、范廷召种种事迹表明：他没有那么。
但范廷召确实没有在康保裔约定的时间到达，这应有技术性原因：康保裔速度太快了；范廷召收到他的信息太晚了。
所以，当康保裔在瀛州之南扎营时，数倍于康部的契丹大军，已经从三角地带缓缓地，但却坚定地围了上来。
第二天拂晓，康保裔打开营门，观敌瞭阵，发现一夜之间，他已经被契丹“包了饺子”。麾下见势不妙，就有人建议康保裔换了甲胄突出重围——事实上就是突围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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