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就没有这么幸运。
蒙古马战斗力很强，但在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令中原牧养、获取蒙古马的渠道几乎中断，只有西北一带尚留有可以交易的窗口。延续到了宋代，西北的西夏也开始捣乱，战马进口渠道越趋紧张。此外，也要知道，大宋豢养战马的能力也不如汉唐，这是宋代马政的问题。总之，可以用于战斗的马匹很珍贵，但大宋能得到的战马有限，全国存量数额远远低于汉唐。
但在这一次“长城口之战”中，大宋动员起了近五万骑兵参战。
从这年的七月开始，契丹在边境地区或静或动，反复出没，最后的情报显示：契丹很有可能从威虏军南下。
大宋枢密使王显此时出任河北边防战时总司令。朝廷给他规定的任务是：在近边地区布防，并负责应援北平寨，控制、扼守契丹来犯之路。
北平寨，今属河北顺平县，在威虏军西偏南不足百里；威虏军又称广信军，今属河北徐水，治所在遂城；长城口，在徐水西北。这样，北平寨、威虏军、长城口又构成一个小三角地带。战役中，契丹前锋已经越过这个小三角设置的亭障，向东攻击威虏军。按照宋廷命令规定，王显没有阻挡住契丹进入中原的锋头，属于失职。但根据后来的战事推测，张斌在长城口的退守，很可能是总司令王显的战略安排，也在事实上成为有利于宋师的态势布局：王显很有可能试图在威虏军，而不是长城口，也不是北平寨，吸引契丹主力，寻机决战。
史上记录的“威虏军之战”，以及此前的“长城口之战”，此后的“羊山之战”，线条不清晰。但有几个事实却可以看出，与太宗时代比较，宋师作战更为理性、自信、沉着，也能在敌情变化之际，迅速应对，机动性更强。
此役，宋师前线指挥机构组织得当。
战争开始于咸平四年（1001）九月，但在七月时，宋师获悉契丹“射鬼箭”，试图南下后，就做出了“命帅”的战争部署：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显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都总管；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天平军节度使王超为副都总管；黄州刺史魏能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殿前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王汉忠为都排阵使；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为都钤辖；
西上阁门使韩崇训为钤辖；
宫苑使、入内都知韩守英为排阵钤辖；
保州团练使杨嗣、莫州团练使杨延朗、西上阁门使李继宣、赵州刺史张凝、入内副都知秦翰等人，并为前锋钤辖；如京副使高素、内殿崇班岑保正同为押先锋；冀州团练使石普、六宅副使王德钧同为押策先锋。
王显同时兼任定州都总管，王超兼镇州都总管，王汉忠兼高阳关都总管，韩崇训兼镇州驻泊钤辖，武守英兼高阳关驻泊钤辖。
以上安排完毕后，朝廷又更细致地筹划诸部策应方案，做出如下部署：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河西军节度使桑赞为莫州驻泊都总管；供备库使杨永遵、内殿崇班张继勋并为都监。
马步军都军头荆嗣、供备库副使赵彬、步军都军头刘光世并为北平寨驻泊。
宪州刺史、沧州驻泊副总管陈兴兼雄、霸路缘界河海口都巡检使，内殿崇班阁门祗候王汀也兼做都巡检使；供奉官阁门祗候冯若拙、侍禁阁门祗候刘知训并为都监。
霸州防御使李福为镇州副都总管；
祁州团练使刘用为高阳关副都总管；
德州团练使张斌为定州副都总管；
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张旻为镇州钤辖；
崇仪使、顺州刺史蔚昭敏，供备库使、带御器械白守素并为定州钤辖；西京左藏库使刘廷伟，西京作坊使、带御器械石知并为高阳关钤辖。
事后分析，这个组织系统除了个别例外，应该说是部署得当。这是“长城口战役”获胜的“干部保证”。
这一个战时临时指挥机构，极为灵活。
长城口战役
从七月开始，宋廷组织大军在威虏军布防，但契丹似乎知晓宋师部署，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动。大军从河北内地诸州调往边境地区的威虏军，就要粮草转运，动用的人力物力令朝廷心疼。虽然以逸待劳，未免空耗粮饷，九月初，宋师只留下了三万五千骑兵，其余步兵主力开始后撤，回到镇州、定州屯驻。
宋师主力刚刚撤走，契丹就到了。
于是有长城口之战。
张斌主动反攻契丹，获胜，但后来又主动退守威虏军。
契丹又有将近两个月时间没有动。
契丹不动，宋师也不动。
显然，契丹在袭用过去耶律休哥的战术，他们试图用边境骚扰的方式，调动大宋主力，来回布防、撤防，试图要宋师疲于奔命，而后寻求南下战机。但宋师并不上当。边境无事时，前线将士一律在要塞屯驻，以逸待劳；有事时，则由边境守军抵挡，随后按照预定方案，由后续部队做出快速增援反应。心理上有预案，一切不慌。
此外，宋廷也意识到，契丹在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就是大宋的“内患”。
契丹一直在期待真宗践祚后，国内有变。而刘旴、王均、王长寿等人的变乱就是借着契丹的威胁而生事，试图在“国难”中以求一逞。早在太宗朝就任枢密使也即国防大臣的王显看到了内乱与外侮的关系，曾对太宗主张：国家对付内部变乱，要“密谋兴举”，不能让契丹知道本朝军事行动，否则，“则长外寇之奸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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