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说了几件事：
一、要保持大宋开国“祖宗”（太祖太宗）的政策连续性。
二、要广开言路，奖拔人才。
三、要扶助弱势群体，并推及有生万物。
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延宗社之鸿休”，二是为了“召天地之和气”；而后者更是前者之目标。
熟悉大宋三百年史就会有感觉，大宋诸朝恒定不变的主题“天下为公”在此。与太祖太宗比较，真宗更重此道，“召天地之和气”，就要“敛天地之杀气”。真宗在这个方向上有更自觉的意识。
顺便解释一下：“鸿休”，是“宏大的吉庆、美好”之意，可以简译为“大美”或“大业”。
《大赦令》诏书一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即平常规定遇赦不赦的罪犯，这一次也全部赦免了。
王继恩事发，已经在《大赦令》期限之后，但真宗还是没有动杀机，只将他黜为右监门卫将军，流放到均州安置，最后死在被贬之地。右监门卫将军虽然属于有职无权的武官散职，但毕竟还算朝廷官员。真宗没有痛下辣手。
与王继恩一道谋划“押宝”的还有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参知政事是副宰相，负责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政事堂也即中书的日常政务，重新“任命”皇上，也要政事堂下文书；知制诰则是政事堂的一等秘书，负责起草政府文书。所以王继恩要更动太宗遗诏，改换天子，就需要这些人的支持。这三人再加上李皇后，构成“后太宗时代”非常时期的“四人帮”。他们阴谋败露后，真宗一个未杀，一个未关。
李昌龄不过被“责授”忠武（治所在今河南许昌）节度使。“责授”是职官制度常用语，含有“惩罚责备而贬官”的意思。
胡旦被贬为散官，后来他患有眼疾，视物不明，以秘书省少监的职官身份致仕，即退休。
李皇后则没有得到任何处罚，甚至被尊为皇太后。她原来居住在西宫嘉庆殿，真宗很孝敬这位不是生母的母后，为她另外建造了一座更舒适的万安宫。李氏生病时，真宗会亲自调制汤药，在朝堂上也常有忧戚之色。后来李氏病重不起，真宗说话都带着哭腔，多次下诏到民间去招募良医。李氏死后，还被葬在太宗的陵寝之旁。
王继恩由宦官班首贬为武职闲官，李昌龄由政府副首脑贬为省部级官员，胡旦由政府大秘贬为闲职，后来再升为朝廷秘书处副秘书长，李皇后则不仅不问不处理，甚至得到皇太后的尊贵待遇。诸位“谋逆者”，无一死罪。这些，成为真宗践祚后，大宋帝国“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一个注脚。
真宗“英断”
真宗很和气。
但他的和气有大气象。
他是太宗的第三个儿子，原名赵德昌，后改为赵元休，又改赵元侃，立为皇太子后，再改名为赵恒。
就像太祖太宗出生时有“异象”一样，他出生时也有“异象”。据说他的母亲，即太宗李皇后，曾经做梦用衣服的前襟兜着太阳玩，然后就怀孕了。他出生时，太宗正做开封尹，据说那一天“赤光照室”。他的左足有奇异纹路，细看像一个“天”字。他小的时候很聪明，与诸王游戏，喜欢做战阵的模样，还自称“元帅”。太祖很喜欢这个小孙子，无人上朝时，小孙子就会爬上金銮殿的宝座坐一坐。太祖有一次抚摸着他问：“天子好做吗？”小孙子回答：“由天命耳。”太祖很是惊奇。
赵恒出生于公元968年，践祚时年届而立，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八年，帝国开始出现太平气象，除了局部地区的小型叛乱和契丹在河北北部的骚扰之外，真宗接手的帝国还算稳定。
他封赏了帝国第一功臣吕端，在宰相职务之外，又加右仆射。宋代加官类型繁多，右仆射属于“检校官”类型的加官，在宋代是一种仅次于“太师、太傅”之类的荣誉，史称“特崇奖之”，特别给予崇隆的嘉奖。
诸兄弟改封诸王，这是对皇室诸亲的特权优待。所谓“王”，虽然并无实际职权，但毕竟是一种爵位荣誉。
又以太子宾客李至为工部尚书、李沆为户部侍郎，二李并为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在后来的日子里，二李成为真宗一朝最重要的辅佐大臣。
就在这时，契丹国主耶律隆绪忽然从草原深处到达了幽州（今北京）。
虽不清楚契丹此举的目的何在，但不能排除草原帝国试图在大宋国丧期间南下侵扰的可能性。真宗应对契丹异动的战略安排是，首先派遣老臣郭贽前往大名府（今属河北邯郸）做知州。
大名府乃是过去魏博军节度所在，又称天雄军，是唐末以来河北三镇之一。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三镇最北端的幽州一镇已失，中部诸州就成为大宋与契丹的边界，南部就是大名府。事实上大名已经成为拱卫河南中州的北部要塞，大名一失，契丹铁骑即可直驱南下，陈兵黄河北岸，过河就是汴梁。因此大名对大宋，有特殊的地缘军事意义。郭贽做过盐铁使、参知政事，善于发现人才，真宗此一任命，对他应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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