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显认为，能够做到这三条，也即起用懂边事的“近臣”，并“专任”之，同时约束将校听令“应援”，则一定会收到“军威倍壮，人心增勇”之效。
后来契丹南下，“澶渊之盟”的前夜，王显七十三岁高龄，已经垂垂老矣，还有着“沙场秋点兵”的勃勃雄心。他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一、御驾亲征，但只驻屯在澶渊，要镇州、定州前线将士出兵，会合河南的中央禁军，合击之。这是常规套路，但稳妥。
二、如果契丹萧太后与儿子耶律隆绪这娘俩“虚张声势”派出尖刀部队来澶渊袭扰我圣驾前的诸军，则令镇州、定州之师从契丹背后发起袭击，配合中央禁军，直取敌兵中军大营，如此，则黄河北岸的草原兵就将不战而降了。
三、直接派遣精甲骑兵一千人、步兵三千人，在澶渊渡河，横掠澶州之北，后面则以中央禁军跟进追击，动作要快，这也是“出其不意”，敌兵必溃。
现在看，最具战略意义的是第二策。历史上的“澶渊之战”没有动用镇州、定州的屯戍部队，直接放过契丹兵众来到澶渊，是一大吊诡案例。这个暂不去说，要说的是，王显在与契丹的国家对垒层面是智慧的“主和派”，但在具体战争之时，则是坚定的“主战派”。这种个人内在的紧张也好解释：一切以大宋利益为重。所有的思考，都源于大宋的根本利益所在。
“澶渊之盟”三年后，王显病逝，年七十六。他的儿子王希逸借助“父荫”，补了供奉官，史称“好学”，尤其对唐代历史很熟悉，家中藏书万余卷，还参与了编修宋代的四部大书之一《册府元龟》的工作。他为老王家赢来的文化光荣，让老王家又回到了书香门第。
叁
| 李沆 |
李沆，是传统史学评价极高的一个人物。
有意味的是，他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名相们不同，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相反，往往都是其他官员试图有所建树时，被他抑制、按下不动。这样的人物也算“名相”吗？
大宋地图室
真宗内殿四壁都有地图。长城口之战前，真宗曾多次在“地图室”里，面对中外地图与辅臣讨论天下形势。
有一次，他展示陕西二十三州的地图给辅臣看，指点着一个个地名，讨论西北地区各州郡山川的险易，以及异族居住区域。他考虑的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如何与异族和平共处。当他指点到今属甘肃天水的秦州时，对辅臣说：“秦州在陇山之外，号称富庶，且此地与羌戎部落接壤，应该是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日前已经派出户部侍郎、知审刑院张雍前往出守，希望他能在此地治理有方。”
张雍乃是一介儒臣，虽然生性不免“鄙吝”“苛察”，但重名誉，做事“勤恪”，敏于公事，有恪守。选他来守秦州，合适。
真宗曾指着北壁与西夏有关的《灵州图》对辅臣说：“你们看灵州地势山川，如此险要，怎样才能得到智勇之士为朕守卫此地呢？”
显然，真宗经制西夏，为始终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而嗟叹。
他又指着南壁挂着的甘州、凉州等府州地图讨论了半天。
最后，他引辅臣来到东壁，指着幽州以北的《契丹图》说：“契丹据守之地，南北一千五百里，东西九百里，封域面积并不广大，但是我们的燕蓟地区却遭遇沦陷。这真是太可惜啦！”
史上这一故实记录，可以令今人了解到：真宗在他的“地图室”讨论天下形势，有三个忧虑：第一，他担心汉人与蕃人的族群关系，他期待能在族群杂居地区相安无事、和睦相处；第二，他一直忧虑，守卫西北，遏制西夏的人才在哪里？第三，石敬瑭割地以来，给中原造成的地缘压力太大啦！
尤其是燕蓟，这个中原北部的广袤地区，现在不属于中原！此事让富有天下意识的宋真宗赵恒寝食难安。
“长城口之战”后，大宋渐渐滋生了一点轻敌情绪；真宗也有了试图收复失地、剪灭燕蓟之敌的念头。毕竟，那是中原王朝一个久远而又正大之梦。
按照儒学理念，以战争手段，恢复旧地、巩固金瓯，乃是圣贤精神结构中，不可省略之正道符号；但战争事大，有如五帝三王的变易，阴阴大道的转旋，自有其“运”，此“运”可称之为“礼运”（实即“战略机运”）。
古有“五礼”，军礼是其中之一。邦国有战事，与之相应的国家行为皆与“礼”有关。战时，统计人口，调节赋税，为“大均”之礼；检阅车马，演习田猎，为“大田”之礼；完善城垒、兴举战备，为“大役”之礼，此外还有“命将”“出师”之前的“告太庙”“马祭”等，都与“礼”有关。所以，战争，在古代（今天亦然），是一种规则化的“严肃游戏”，也是一种“礼”。
儒学认为，“礼”，名正言顺很重要，此之谓“称”；比“称”更重要的是妥当、合适，此之谓“宜”；比“宜”更重要的是国家纲纪、文明原则，此之谓“体”；比“体”更重要的是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也即行动符合人心，此之谓“顺”；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机运，也即一切具备，但机运未临，即使人心所向，但没有到达应运时机，也即没有感觉到天命之召唤，也不宜有变易、旋转之大动作，此之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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