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第二年又赶上饥荒，李允则又要先赈后奏，转运使认为这一次不能再同意了，李允则就请求用自己的全部家产作抵押，开仓，低价出售口粮；并从中招募饥民，身体好且愿意服役的，转隶军籍，得到乡兵万人。
这时候，正好湖南地区有一股“邵州蛮人”，不服从中央号令，转运使就想让这部分乡兵去清剿“蛮人”。李允则不同意，说：“现在这股蛮人虽然不服中央，但目前也没有侵扰活动，如果发此无名之师，是生出边患的苗头。况且新兵刚刚招募，还没有训练，他们正在饥饿状态，不适合出征。”于是上奏朝廷，不动用这批新兵。
在湖南期间，李允则还做了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扩修岳麓书院，并上书请求从京师国子监调拨经书。于是真宗下诏，赐给岳麓书院诸经的“释文”“义疏”，还有《史记》《玉篇》《唐韵》等书。此后，四方学者到岳麓求学者渐渐多起来。岳麓书院创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那是太祖时代，潭州太守朱洞鼎力做成，但在李允则时则让书院有了长足进展的机会。真宗还在后来接见了岳麓书院的山长（院长），并亲自题写了“岳麓书院”四个大字匾额。
李允则在地方几年，深得民心，以至于当地士庶自发组织起来，到安抚使办公处，联名上书，称颂他的优秀。安抚使将此事汇报朝廷，真宗闻讯很高兴，说了一句话：“毕士安不谬知人矣！”
李允则应该属于大宋不多见的智者。这是一个觑破了人间各类“小九九”的人物，各色人物，在他眼中，几乎一眼看透。他可以调运敌我，从容布局，达成他想要的结果。
契丹的间谍
大宋与契丹后来达成“澶渊之盟”，双方和议，互相约定不在边境修筑新城，也即不再做战备准备，以免误判，发生战争。李允则当时奉命守卫边境城市雄州（今属河北），此地原有一座瓮城，贴着大城悬在城外。李允则认为战事难测，虽然有和议，但并不能就此高枕无忧，一旦战争来临，这个瓮城作用不大。因此就想将它与大城合为一体。
他先在瓮城外面建了一座东岳祠，拿出百两黄金来做成供奉的器物，大张旗鼓开始宣扬灵异事迹，当地居民也开始争献金银器物。此地做热后，李允则秘密地将器物搬走，对外宣称“北面来了盗匪”，于是开始在城北“抓捕”盗匪，并开始堂而皇之地修筑城墙，声言防盗，保护东岳祠。
关闭城门后，挖掘城壕，在瓮城和大城之间修筑月堤，使其连为一体，并将瓮城里的居民也大多迁往大城。雄州，从此更为雄壮。契丹也没有找到借口。
雄州之北，过去有很多陷马坑，相当于热兵器时代的地雷阵，和平年代，这些东西反而对自家不利。城上则原有不少敌楼，可以瞭望十里开外的敌情。
李允则道：“都是和平年代了，还要这些有什么用！”下令填平陷马坑，上面种植蔬菜，开挖沟渠，广植树木和灌木。而且在辖区内，所有空隙的地方，都种上榆树。从此，雄州以北，成为天然的步兵战场，不再有利于骑兵驰骋。敌楼也全部拆毁，但却在辖境修建了比敌楼要高耸的佛塔，人们可以登高望远，一眼可以看到三十里开外。
“澶渊之盟”后，真宗下令不得诛杀契丹间谍，但李允则痛恨当初契丹人抓住宋人间谍，用“射鬼箭”办法，残酷处死的事情，就变通办法，借刀杀人。
有一次，上元节，有伶官表演，探子来报，说契丹那面有高官首领要偷偷进城看戏。李允则亲自出马，带领干吏躲在郊外观察，果然看到有穿紫色衣服的人进城了，李允则知道这就是契丹的高官兼细作，就跟着他们偷偷到了旅馆，住下后，派出女奴去服侍紫衣人，让他喝醉，还把他骑来的骡子放在官衙的廊下。不说话，让他回去了。但他在雄州的“好待遇”得到了回报：原来这是契丹的一位统军将军，随后被更高级别的契丹将军怀疑，杀掉了。
探子又报，说契丹有要员秘密派人到京师汴梁，找工匠做茶笼、燎炉。李允则马上也派人到京师，给工匠加倍工钱，要他再做几套，形制要与契丹人购买的一模一样，并且要求先交活，守秘密。然后，李允则将这些茶具派人带到雄州榷场（两国贸易的自由市场），找伶牙俐齿的干员，送到契丹来的商人面前，夸说器具之妙。这样一来二去，契丹人都知道大宋的茶具了。等到那位要员的使者出了雄州边关，回到契丹，李允则就马上收起，不再参与榷场买卖。于是，契丹那边开始传扬一个流言：某某要员得到大宋贿赂，收走了那批茶具，弄不好要有“奸变”，要出事啦！契丹派人找到要员，要他自辩清白，史称此人“无以自明”，于是被当作“辽奸”处理了。
一次，雄州界有庶民来报，说有个契丹人将他无故打伤，而后遁去。李允则听后，并不追捕，也不向契丹方面要人，只给了伤者二千钱完事。众人都认为他不免怯懦。一个月后，幽州契丹方面来问：是不是有汉人被契丹人打伤？李允则回答说没有。原来，这是契丹间谍进入中原，又没有情报可言，只好以打伤汉人为证据，证明他确实来过中原。李允则不承认这事，就等于那个契丹间谍撒谎，于是契丹人杀掉了契丹的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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