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当初以寿王的身份做开封市长时，召毕士安为判官。从此真宗也知道了他的才干。等到真宗践祚，就任命毕士安做了开封市长。当时真宗身边的近臣，有人借着皇宫的势力，强取民间已经订婚的女人。此事被民女告到开封府。毕士安赶紧向真宗奏对，要求归还民女。史称“还之”。这个近臣史上不载，不知何人，显然有些势力。因为此事之后，随即有攀附近臣的官员为了讨好近臣，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在真宗面前诋毁毕士安。毕士安看清了局势，不屑于和这种人“斗法”，于是要求解除府事。真宗也认为他也许更适合居于清要之职，答应下来，毕士安做了礼部侍郎，再做翰林学士。
真宗很欣赏毕士安，每当朝官有人外放时，就要毕士安代替皇上对外放官员来一番“戒勖”，告诫、勉励。
当时正在选官校勘古籍，包括《三国志》《晋书》《唐书》等。于是有一些富有“道德癖”的小儒上书，认为西晋、东晋很多卑鄙、丑恶的故实，不宜于刻书流行世间。
此事甚大。小儒们的意见一旦被皇上采纳，诏令于馆阁文士间，那与“焚书”之害恐怕相去不远，更与抽毁古籍做成“洁本”的《四库全书》一案，具有了相同的文化浩劫性质。大宋，当此之际，成为一个“严重时刻”。
而真宗，也正在以道义治天下。小儒们的这个意见甚至打动了他。但是他还吃不准，于是来问宰辅。毕士安回应得正大而又机智，他说：“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
史书上记录的恶事，足以警戒天下；史书上记录的善事，足以鼓励后人。善恶之事，孔子修《春秋》并不删汰，同样载诸典籍。
一番话，真宗大悟。于是下诏刊刻。
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国志》《晋书》《旧唐书》等，就是这样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史上不乏各类破毁文物、经籍与传统的激进主义者，我称此类人物为“文化罪人”；史上也不乏各类看守文物、经籍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我称此类人物为“文化恩人”。毕士安此举当得“文化恩人”的称誉。
史称毕士安“端方沉雅”，为人端庄、正直、沉静、优雅，有清醒理性认识，低调含蓄而又风流倜傥，风采俊美，善于谈吐。做官却被人称颂为“严正”，严肃而又公正。好读书，晚年时老眼昏花，仍然读书不辍，还亲自校订书籍错误，有时就缮抄副本。文章写得也好，留下文集三十卷。与人交游不树立朋党，但前辈名流吕端、王佑却非常推重他，而他的好友也不过寇准、杨亿几个人，门生只有王禹偁、陈彭年等。他死以后，家无太多积蓄。
我曾说，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终局于事先。
他推荐王禹偁时，王禹偁还是个孩子。毕士安教他学习，直到他最后登科做官，成为一代名士。有意味的是，王禹偁做官，反而在毕士安之前。甚至毕士安做政府秘书也即知制诰，朝廷下达的任命书，就是王禹偁起草的。此事成为士林美谈。
毕士安一生举荐很多人，大多允当，可谓独具慧眼，“识英雄于微时”。
李允则先赈后奏
毕士安还为大宋推荐了一个重要人才，李允则。
真宗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毕士安就称许过他，认为李允则人才难得。
真宗留意此人，践祚后，就令此人权知潭州（今湖南长沙），临行时，对他说：“朕过去听毕士安介绍过你和你的家世，现在我把湖南交给你。”
李允则刚刚到达潭州，就赶上一场大火，烧毁了很多房屋，一些居民没有地方居住，有很多冻死的。李允则马上安排将仓库中贮存的战略物资竹竿拿出来借给居民搭建房屋，说好开春再还回来。如此安排，整个潭州，没有发生难民流徙，而官方也没有太大损失。
湖南过去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楚国所在地，因为是马姓节度使的藩镇称国，所以又称“马楚”。马楚国像大多数无道邦国一样，对私有财产都有侵凌的记录。马氏要州人每年贡绢，称之为“地税”。宋师平定马楚之前，那时规定贡绢按房屋定额，每屋输绢一丈三尺，这笔盘剥又称之为“屋税”。另，官方很早就给种田的农户耕牛，鼓励农耕，本来是好事，但耕牛的利息沉重，每年每头牛所在农户，要交四斛公粮。斛，是个容量单位，宋以前，每斛相当于十斗，约一百二十市斤，四斛，就是四百八十斤。不讲理的是，这耕牛死了，还要继续交等额公粮，称之为“枯骨税”。湖南产茶，民间又要输茶，开始是交九斤，称之为“一大斤”，后来增加到三十五斤。如此等等，湖南苦毒多年。李允则到任后，发现“地税”“屋税”“枯骨税”虽然已经革除，但还有地方遗留，于是将这三种恶税全部奏请蠲除，只保留了茶税，但减低为户纳三十斤半。
他到潭州当年，大火之外，又赶上“岁饥”，灾荒年。李允则当即决定开仓放粮，而后上报朝廷。荆湖南路转运使认为不可，应该按程序先奏明皇上而后决定是否开仓。李允则说：“湖南、开封路途遥远，一次奏请，来回路途就要一个月，那时，对挨饿的饥民来说，是来不及救助的。”不听转运使的，救活湖南民众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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