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人守边防，做武事，是真宗一贯的思路，事实上也是大宋历代帝王的思路。有一次，一位朝官上言，说西北某镇乃是边防要地，现在由文官管理，期望能选择防御使、团练使之类武官来此地做边帅。真宗对人说：“总是有人上言说边境州府郡县，应该像以前的制度，派遣武官守卫。这事朕考虑很久了，只要得人，即使是文官，也可以管理边郡。想想前代的那些事：兵权、民权，都交给藩帅州牧，那种利害关系，你们都看到了。”
言外之意就是：藩镇们将兵权、民权（事实上还有财权）一起抓在手里，很快就将公权力转化为私权力，于是有藩镇割据，于是有民生苦难。
大将王超按兵不动
且说萧挞凛，此人与契丹主耶律隆绪和萧太后，分头从河北北部进入中原，宋师早有准备，大将王超在唐河两岸部署了重兵，态势仿佛寻机与契丹决战。
真宗此前有诏令，令镇州、定州、高阳关三路，总部设在定州，宋师夹唐河为大阵。王超此举正是在执行真宗诏令。真宗还有旨意：如果契丹来袭，要分别根据敌寇所在远近，出军设立营栅；但“寇来坚守勿逐”，只坚守，不驱逐。要等到一天一夜之后，敌寇松懈疲惫，这时再鸣鼓挑战。但士卒不要离开队伍，只令先锋部队出击，骑士居中，步卒环绕。短兵相接时，也不得乱阵。宋师“伍贵持重”，队伍最重要的是谨慎稳重，这样，敌骑就不能在“驰突”中找到机会。王超也认真执行了这个谋划，但重点在“坚守勿逐”方面。
王超在到定州行营之前，曾给真宗上书，说敌人知道我军各有阵地，但可能会因此而诱骗诸阵，一旦出师，敌人会乘虚攻击。所以，“大军不可轻动”，请各阵分头应对来犯之敌。真宗下诏给他：“随宜裁制”，你王超可以根据具体态势裁定统制。
但河北都部署王超在这一次契丹来袭中，太过于刻板。他得到真宗“随宜裁制”的诏书后，就“裁制”为“按兵不动”“不相救援”。这样，当契丹大兵南下时，王超十几万大阵主力，就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契丹在威虏军、顺安军（均为河北前线要塞）遭遇宋师魏能、石普的抵御，魏能甚至击败了契丹先锋萧观音奴。但萧观音奴很快得到萧挞凛的接应，共同转攻北平寨，为宋将田敏所拒。
一战，契丹又不利，转趋保州。
行进中，忽然遭遇一片箭雨。契丹纳罕，原来这是保州属下的十几个侦察员。他们发现契丹后，立即躲入密林，在契丹前锋经由的路上展开侵扰。侦察小校也即侦察班长孙密，操练大宋箭弩十分熟练，而且指挥起来很有章法，且自身隐蔽得也妙。契丹总是一会儿在这儿遭遇箭雨，一会儿在那儿遭遇箭雨，但无法发现射箭人。但他们看到箭雨稀疏，知道这是宋师的小股部队，于是下马迂回进入树林，试图与孙密等人短兵格斗，但孙密始终控制主动，在密林中巧妙运动，带领十几个优秀的狙击手，总是在最合适的距离射杀敌人。最后，将带队的一个契丹军校射杀，还获得了羽林军的大印。契丹觉得无法虏获这一伙儿可恶的敌人，只好退去。
但在保州，攻城未下。
契丹再次转移，攻击遂城。
这一次，宋师守将王先知被萧挞凛擒获。
而遂城告急时，王超却在唐河两岸的大营中，拿出真宗“随宜裁制”的诏书来，告诉诸将要各自为战，不能救援，以免被契丹调虎离山。
公正说，宋师一贯受朝廷节制，各镇各阵往往看到战机，也不敢擅离本处。乃至契丹也发现了宋师这个特点，于是，每一次攻击时，都比较放心，故大多尽力“偏攻一面”。王超“知道契丹知道”宋师这个特点，出于“持重”，担心契丹利用这个特点，声东击西，于是要各要塞、各营栅、各偏阵分头对付来犯之敌。遂城于是失利。
真宗也“知道契丹知道”宋师这个特点，于是曾有诏令：河北北面都部署，野外布阵成列之后（大阵成列，需要时间，需要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路线赶来到预定地点，往往需要几天时间），除原定的东阵、西阵的“拐子马”，以及“无地分马”外，另外再招募使臣、军校拳勇等，要根据地形远近，以轻骑兵归中军调遣，以备机动。“拐子马”，是大阵东西两翼的轻骑兵，有固定位置，但任务是从东西固定位置出击增援中军；“无地分马”，是大阵中不安排固定位置的轻骑兵，相当于机动部队或预备队，在战阵中具有应急增援的“骑兵”和“奇兵”性质。显然，真宗布阵有实用考虑，其总体精神是“持重”而不失“机动”。
王超显然“持重”有余，“机动”不足。与太宗时代“满城之战”灵活布阵而取胜的赵延进、李继隆等人相比，他不是“嫩”了点，而是“老”了点。他太“老气”“老实”了。
我如此论及王超，事实上还很谨慎。如果“锻炼周纳”起来，王超甚至与傅潜有一拼，至少有“拥兵自重，逗挠不前”的战时违令之罪；甚至值得怀疑此人或有投敌的可能——当年石敬瑭以一个后唐节度使也即藩镇大员的身份，勾结契丹，反攻本国，一举跃上后晋皇帝宝座，这种绝大利市，对所有野心家、所有“兵强马壮者”，都不难唤起博取一票天大富贵的贪欲。在很多时刻，人类的贪欲，是可以陡然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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